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4)

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4)

中国的国家建设对亚洲其他国家一直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是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大且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1960年苏联援助的终止阻碍了中国武装部 队的发展,但也刺激了后者在武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进步,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持续发展,并未出现严重中断。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中国的综合武装部队,正在 获取核武器能力。估计中国已生产了足够制造70个20千吨当量的原子弹的裂变材料,导弹运载系统也在开发之中。该政权的常规军事力量大于其非共产主义的主 要邻国,且每年的军费开支比东亚和南亚国家的总和高出约50%。

中国的地面部队拥有250万兵力,装备有精良的步兵武器。虽然缺少装 甲车和重型火炮,但在亚洲已聚合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海军力量相对较弱,只包括4艘驱逐舰、4艘护航驱逐舰、数艘潜艇以及各式各样的小船。而空军则 拥有大约2500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是米格15和米格17战斗机,但米格21战斗机的数量正在增加。

中国政权通过向苏联、美国和一 些邻国表示敌意,通过宣传其军事发展,并通过公开承认与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起义军的紧密团结,努力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周边地区。对亚洲其他国家而言,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是美国运用遏制政策对中国进行约束。美国的决策者一方面急于为东南亚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和培训,以提高他们平息起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不愿 在该地区投入地面部队,不仅因为这可能会耗费接收政府的政治成本,而且希望能尽量减少卷入与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这些运动可能会得到中国积极的 军事援助。美国避免在南越扩大地面战斗和在老挝开展相关军事行动的做法已经证明了它的谨慎态度。老挝人民解放军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已占领多个地区,削弱了 万象政府的地位,美国从1965年起已接受这一事实,也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反对在这个与中国接壤、人口稀少且地势险要的国家部署地面部队。在东亚,由于 尼克松政府多次声明将减少直接使用武力而意图实施遏制政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谨慎态度在过去一年中也有了更多认识。

美国政府鼓励亚洲 国家加强合作,共同解决由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内部安全问题。然而,出于此种目的的地区合作几乎没有进展;东南亚地区的跨国界合作,无论出 于何种目的,往往因各国狭隘的政治特性而受到阻碍,而各国因不愿挑起比中国目前向大部分邻国所显示出的更大的敌意,也倾向于避免具有明显反共产主义特征的 共同行动。通常,这种不情愿挑起矛盾的举动表达的是与北京政府达成最终和解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被中国的敌意所挫,但因顾及其军事力量,产生这种愿望也是 可能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暗示其愿意与邻国和平共处,这可能激起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极大兴趣,且这种兴趣有可能持续存在,因其认识到中国军事力量相对于所 有非共产主义邻国而言正在增强。

但是,由于中国媒体重点突出的是宣称与正在印度、缅甸、泰国、老挝和马来西亚发动或正准备进行武装斗 争的“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军事上的声明,也由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公开表示敌对态度,国家建设的毛主义路线在南亚得到的宣传是相对不利的。与此相反, 中国10年前的文化外交使其能够在所有不结盟邻国和部分与西方有交往的国家宣传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现在,当地媒体关于中国发展的多数新闻报道都涉及文化 大革命导致的社会混乱。北京的广播和在该地区发行的数量有限的中国出版物对国家经济的报道数量之少也令人惊讶。

中国若要出台一项可信 的新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恢复对南亚国家的大规模文化渗透,其有效性将取决于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是否会作出相关的变化。作为互动和交流的基础,中 国应改变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极端敌视,以显示它与其他亚洲国家是存在文化联系的;强调这些文化联系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在50年代中期之所以在面向邻国的 外交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还需证明其在技术和生产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展示毛泽东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潜力。如果中国不解除在科学和新 技术发展上的一些严重的意识形态约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其结果还不得不与日本取得的显著科技进步进行比较。在中国政权的经济表现首次因大跃进失败 而遭到怀疑时,日本的技术进步在南亚所获得的认可要广泛得多。

在亚洲以外地区,中国国家建设对苏联的影响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其巨大贡献在于弱化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体系中的权威地位,中国正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从其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的角度来看,对苏联的这种挑战也伴随着对苏联利益的绝对敌视。

自1960年以来,中国政权通过兑现其激进的传播革命的承诺,并通过声称莫斯科正在背弃针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一直在寻求机会打击苏联在第三 世界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者眼中的形象。这种敌对运动受文革之前就已在中国体制中酝酿的革命活力的推动而愈演愈烈,但文革的动荡减小了中国论战的成效,同时 北京试图为一些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确定战略路线的做法招致反感: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之疏远,它与北朝鲜和北越执政党之间则关系紧张。于 是,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过分崇拜为苏联提供了在面向第三世界的宣传中嘲讽中国的机会。为了回应中国的敌意,苏联媒体开始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扩大在亚洲马 列主义政党中的影响力而推进其帝国主义野心。但是,世界两大主要共产主义力量间的冲突阻碍了苏联想要与发展中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群众进行沟通的努 力。

中国的敌意影响了苏联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大国角色的树立。中国从朋友转变为敌人,对中亚和东亚的苏联领土造成强大的安全威胁, 减小了苏联运用军事压力对付西方的能力,在亚洲尤其如此,也削弱了苏联向中国南部投射军力的能力。因此,自越南战争升级之后苏联对河内的援助受到意外限 制。在外交层面上,中国并未针对苏联与新国家发展关系展开直接竞争,但它对一些邻近国家,尤其是对印度和缅甸的敌视,阻碍了苏联想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 的努力,因为中国的敌视导致这些国家政府转而更多依赖西方的支持。为了应对中国的敌视及其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苏联正在努力改善同一些南亚 国家的关系,提出与它们共同建立针对北京政权的安全保障措施。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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