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6）

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其自身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得以迅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社会上有些人提出，大型国有企业凭借体制优势和垄断地位，不断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他们认为，尽管在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曾先后颁布过“非公36条”（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共计36条。2010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文件内容也是36条，又称“新36条”。），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依然狭小。2008年11月，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后，国家计划到2010年底约四万亿元投资的绝大部分项目都落在了大型国企手里。此外，某些行业国企还存在职工高薪酬、高福利，高级管理人员贪腐犯罪案件屡禁不止等现象。这都使国企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倍受关注。

我们知道，作为国有企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竞争主体一样，理应做大做强，这也是所有企业的天职。而国有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担负着重要职能（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明确，就是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概念问题。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的资本化形态，国有经济是国有资本的实体化，而国有企业则是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和载体。）。那么国资布局调整的困境在哪里呢？有学者认为，困境就在于国有资产的形式和体制上，应改革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一方面使国有资本具有流动性，另一方面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做强做大。（参见陈清泰：《国企改革转入国资改革》，《财经》2012年第13期。）换句话说，企业公司化改革未全部完成，是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调整布局未到位的重要原因。

国资布局科学调整的重要前提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完善经济体制的障碍与瓶颈，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定位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问题”的科学判断，既凸显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迫切性，也顺应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国企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就使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任务，显现出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上述“国进民退”的提法，就是把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中的暂时现象放大了，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完全对立起来了。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只能“民”进不能“国”进，国有经济比重应该越小越好。这些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市场边界的不断拓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谁进谁退的零和博弈，而是应该呈现“国民共进”的双赢局面。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某些国有大企业的确存在着主业不集中的问题。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调整的过程中，国资与民资难免会发生磨擦，需要我们更妥善地解决。另一方面，我国的民营企业仍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某些重要的竞争领域，国资一旦退出，因为实力制约，民资一时未必进得来，而外资却能趁机大举进入，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这绝不是国人所乐于见到的。因此，国资不能退的领域坚决不退。而一些民资可进的领域，国资要调整也需有先有后，统筹兼顾。总之，我国的国企和民企绝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共同壮大的。

通过对最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央企，无论从国资布局还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总的趋势是正在朝着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方向前进。到2012年5月，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90%，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2.1%。（参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求是》2012年第10期。）关于未来国企改革的走向，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时期，国企正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形成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定位于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另一类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这类企业要进行改革，变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十二五”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初定 国企将分公益性竞争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4日。）

总之，在十六大后的这十年里，国企改革突出表现为我们党努力探索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相容的方式。尽管发生了一些争论，但不容否认的是，国企改革不断推进。在宏观领域，国有资本进一步优化投资方向，集中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微观领域，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此外，国资监管工作也有很大进展。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善，我们相信，“国民共进、和谐发展”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