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论述了“中国特色”的历史起源和现实条件。他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政治论断是有学术支撑和经验支持的。以下笔者将分别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三方面论述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首先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在政治科学中，文化问题或政治文化问题对政府和政治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文化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比较经验证明，文化历史太悠久的国家，变革总是不易;文化积淀太悠久的国家，革新更是不易。中国是兼具了这两方面的国家，可以预见，怎样变革将会是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西方的民主发展经验表明，民主与共识的观念密切相关。以笔者之见，中国产生共识的传统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在中国，产生共识的方式是道德的和政治的，而非法治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分离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内圣外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领袖，不但有政治责任，而且还有道德责任，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道德领袖。总之，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在西方民主观念尚未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有的是“民为贵”的思想。但是，如果民主意味着“民有、民治、民享”的话，“民为贵”只与民享观念兼容，与民有、民治观念都是冲突的。这与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报告结论一致：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不一样，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种“民本主义”。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的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改革，必须在本国特定的文化条件和文化传统下进行，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作为支撑。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西方社会可以运作的机制，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来，可能不行。因此，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特质和文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世界文明也是一种贡献。

其次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复兴梦。最近，研究中国的两位学者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合著了一部优秀的著作——《财富与实力》。他们阐释了中国近现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近现代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让在19世纪外强入侵、内部衰落的中国重新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