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进战略互信

核心提示： 中美在推进“新人文主义”上形成共识，携手努力，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不仅是现实的利益需要，也有了深刻的人文基础。

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之乡”举行了建设性和成功的会晤，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递出中美坚定致力于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积极信息。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就重大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再次确认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作用，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键在于能否增进和深化战略互信。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主任李侃如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去年联名撰文指出，中美存在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其主要来源，一是中美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二是对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理解和鉴别不够；三是公认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北京似乎比华盛顿更接受战略互疑这一判断，这一反差可能反映了中国对它心目中西方霸权所带来的‘百年屈辱史’记忆犹新，以及清楚认识到相对于美国来说自己的实力地位处于劣势。”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要守住一家独大的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约1/8；十年之后的2011年就已接近1/2。权威国际机构纷纷预测，到21世纪头20年结束时，中国的GDP总量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守成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美国担忧自身长期形成的国际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被排挤出亚太地区，或在亚太地区失去行动的自由；中国担忧美国干扰中国发展进程，破坏中国政治稳定。美国主流思想认为对华接触和防范并举，对华合作与牵制并举，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美国，有一个环环相扣的怪圈——右翼反华、媒体煽风、民意激动、国会施压、政府出牌，反华浪潮此起彼伏。针对美国的对华两手政策，中国不能不考虑，以合作与斗争的两手对美国的两手。

近年来，尽管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积极发展的势头，但两国战略互信不足成为双边关系向更广、更深、更密切方向发展的绊脚石。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似敌似友。时好时坏，坏了又好，好了又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

增进战略互信，需要脚踏实地

如此体量的两个大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都存在不少差异，增进战略互信的现实基础，首先就在于能否巩固和扩大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汇合点，能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30多年前，中美的贸易额不过10亿美元，2012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未来中美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机会、空间比过去30年会更大，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合者两利，显而易见。在全球反恐、核不扩散、保证全球贸易自由、保护全球资本流动、保护航运自由与安全、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建立更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等方面，中美都有共同利益。尽管中美携手也无法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的合作，所有全球性的问题都无法得以解决。

要妥处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要去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的自主选择，不要去批判对方选择的道路；用协商的办法来妥善处理有关分歧，而不是用强迫的办法来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太平洋有足够宽阔的空间，中美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容纳，通过良性互动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要务实抉择：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要求，是突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要求，是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要求，是拓展中美共同利益的要求，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要求。美苏对抗的霸权争夺，显然被历史所唾弃，为世界所不齿；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盟国体系也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显然对抗或结盟都不应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选项。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新形势下不得不面对的新命题。正如美国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所表示的，“美中两国需要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相遇的老问题寻找新答案，双方必须开创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未来。”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塑造大国相处之道需要日积月累。既要自上而下、加强顶层设计，又要自下而上、促进民间交往。现在双方都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40多年双方的合作，积累了很好的基础。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可以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机制保障。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可以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民意基础。

增进战略互信，需要创新思维

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这就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崛起所依托的基本“世情”。

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前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

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核威慑”的恐怖，使大国之间不得不寻求相对的“核妥协”、“核均衡”。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在遭到破坏。天——1906年至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国际公认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组织IPCC发出警告，最近50年主要是由于排放二氧化碳等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大幅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增强，致使全球气候变暖。地——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粪便、生活垃圾、废水、有毒有害废物使生态坏境日益恶化。水——局部地区水源枯竭，水源污染。空气——H7N9禽流感再次发出警告，莫名疫病正危害人类健康。

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感叹：“人类不是哺乳动物。因为地球上的每一种哺乳动物都会本能地发展和自然的平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人类并不这样。人类每到一处就拼命扩张，直到耗尽自然资源。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到新的地点。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与人类相似，那就是病毒。”这是极而言之。

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经济怎样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

那么，出路何在？

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世界。

可见，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大都得益于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这种解放过程中引起的“三个紧张”，又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新兴大国”发展正当其时，已不能按过去的老路“新兴”；“守成大国”要继续领先，也不能按过去的方式“守成”。于是，两者既有需要、也只能努力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的文明复兴，应能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和夯实必要的社会基础。

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建造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当传统的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传统的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中美共同在推进“新人文主义”上形成共识，携手努力，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不仅是现实的利益需要，也有了深刻的人文基础。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双方只要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就一定能增进和深化战略互信，完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项事业。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