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小平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小平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这个迟到的佳人，终于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在众人复杂的打量目光中，昂首出现在中国经济的T型舞台上。中国这艘渡船驶入了新的河流。
邓小平十分紧迫地催促国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其实，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小平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一路。如同大潮初起，一波一波又一波，在压抑已久的人心中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解放了！”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全国党心民心和邓小平谈话的冲击波融会在一起，使整个中国都随着邓小平谈话的节拍涌动起来，这是多么大的能量！
1992年的春节来到。在北京，南方谈话成为无数个家庭团聚的“主菜”。其热烈的态势，直追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高唱祝酒歌的时刻。那一年春节，我在国防科工委的朋友家里做客，大家议论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无不兴高采烈，举杯相庆，中国再次得救了！
3月底，60多个官员和学者齐聚中央党校，热气腾腾议论反“左”大计。他们是杜润生、李锐、吴象、吴明瑜、吴敬琏、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戴园晨、蒋一苇、王若水等人。接着，《改革》杂志社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中国新闻社报道这次会议说：“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曾与左倾思潮博弈多年的国务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的发言，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大争论的回忆。他说：“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新的凡是派，我反对新的凡是派。”会议对吴明瑜的发言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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