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孚众望的老作家也站出来反“左”。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撰写文章表态。丁聪、王蒙、于光远、李泽厚、孙长江、胡绩伟、吴象、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吴江、牧惠、刘湛秋、宫达非、林子力、林京耀、郑仲兵、沙叶新、张显扬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他们的文章，收进了这一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两本书中。
邓小平南巡归来，意犹未尽。5月20日，老人家来到首钢。他对北京市和首钢的负责人说了重话：“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老人神色严峻地提出：“要换脑筋”。
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上海《解放日报》立即用“换脑筋”做了一篇大文章，还说：“不换脑筋就换人”。
另一家报社的记者索性把邓小平的用意直说出来：“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中，总书记站出来了。人们都知道，这次讲话是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确定基调，因此格外关注。在北京西山脚下这个风光明媚的大院里，江泽民向邓小平表明，向全中国人民表明，他是一个立志把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前推进的领袖。他要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新体制拉开序幕。
江泽民说，他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思考了一下，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适合中国实际。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他说现在大体上有三个提法，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关于这三个体制，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比较好。当时，乔石是中央党校校长，坐在江泽民身边。江泽民转过头来，问乔石怎么看。乔石点点头，意思是同意江泽民的意见。这个话传了出去，在全国引起轰动，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
那些指责市场经济体制“姓资”的人遭到迎头痛击，一下子失声无语，暂时闭上了嘴巴。他们需要时间再站起来，以便选择新的突破口，组织新的进攻。
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此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回顾历史，感慨良多。他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命途多舜。1982年到1983年，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90年代最初两年，批判“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这个障碍终于突破了。
文章摘自《交锋三十年》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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