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网络民主的发展图景（5）

五、网络民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JamesColeman）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将其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到了20世纪末，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社群通过网络空间得到迅速发展，缓解了西方国家出现的大众之间相互交往减少、对于社群组织参与降低等传统社会资本下降的危机。由此，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也被西方学者用来阐述网络与民主兴衰之间的关系。

1.网络民主构建了新型的社会资本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大量出现的网络社区及其网络交往能产生新的社会资本，弥补不断下降的传统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thenetworksociety），卡斯特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网络交往补充了现实社会的互动交往，但不会对传统的社会资本构成危害。这些网络社区将增加面对面（FacetoFace）的在线交往的联系，有可能缓解不断下降的社群参与率。网络社区中，大众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寻求相同兴趣和利益的人群，拓宽了社会交往渠道，从而构筑起新的社会资本。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网络社区推动了社会弱纽带的发展，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联系，而社会弱纽带对于打破垂直的等级、权力、血缘关系，发展平等、自主、共享和互助的社会关系极为重要。于此，网络还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互联网用户“不仅在物理意义上的邻里水平上构建社区，而且以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份扩展到国家、州及国境之外。”在网络社区中，大众没有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等级关系，网络社区公民联系的纽带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在促进大众身份地位平等的同时，也就自然地增进了公民的民主参与。网络空间也发展了相应的信任关系。一些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的运用对大众参与、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网络用户的增加并未减少传统的民主参与，却增加了在线的政治活动，增加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拓宽了大众与朋友、家人之间的沟通。由此，网络的运用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以互联网方式建立起来，大众在网络空间形成诸多联系，也可发展为现实社会的交往和联系。

2.网络交往无助于社会资本的提高

有些西方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是否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增加了社会资本，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帕特南等人认为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公民交往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他们认为因特网对社会资本做出贡献还是未可知的。他们提醒人们需要理解中介沟通互动和面对面互动的显著不同，需要在互联网的潜力和对平等接入的损害以及网络的巴尔干化。他们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倾向于使个人孤立于社会，近年来，美国社会资本下降，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密不可分，发展使用互联网通常成为公民之间交往与联系的障碍，而不是鼓励人们进行集体行动，因而，对当地的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也相应减少。同时，网络并不能构成真实的社会互动，无助于社会资本的提高，常使人们产生虚拟的个人身份，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无助于人们之间真实交往和联系纽带的建立。克劳特、聂和厄布林（Kraut,NieandErbring）等人的研究指出，互联网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疏离感，使人们的失落感增强，使人们退缩到虚拟的世界中，从而侵蚀社会资本。克劳特和伦德马克（Krautandlundmark）等人指出，互联网可能使人们消沉，使人们疏于社会互动。在西方国家，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也会加深社会交往之间的隔阂，支离了社会联系，就会降低信息贫乏者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必然减少他们所需要获得的社会资本。同样，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网络谣言、跟踪骚扰、网络色情、暴力欺诈以及极端言论等异化信息，也会恶化大众之间的信任和交往，必然加大了社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