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网络民主的发展图景（4）

四、网络民主对建构公共领域的作用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不少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功能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大众可以在空间中不受国家权力干涉，自由地发表言论，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对政治活动进行民主的管理。

1.网络民主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形态

作为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兴媒体，网络空间以其去中心化、数字化、多媒体、互动性、个性化、非线性等传播特征，实现了个人的畅所欲言，成为大众探讨政治话题的重要手段，让大众看到了实现理想公共领域的希望。不少西方学者从前代思想家那里继承了相关概念元素来展开对于网络引起的关于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前景的实证性分析。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很多特性，与理想公共领域的架构极为相似，网络空间有可能取代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的承载功能，逐步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形态。朱迪·迪恩（Dean）认为，应该抛弃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的概念，降低我们对公共领域和民主关系的期待，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和作用，如小民主或者新民主的论题网络。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把关人”机制，使多种多样的观点得以呈现。就政治领域而言，互联网提供的多样性更是惊人的。网络媒介也使弱势信息获得有力的传播。尼葛洛庞帝指出：“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些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表的边缘话语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发布与扩散，甚至其速度更能超过普通的言论，边缘话语在网络空间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波斯特认为，传统媒体就是一种播放型媒体，是一种中心化传播。网络则是互动媒体，网络传播除了一对多之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瞬时化的、即时回应的、不受限制的、充分沟通的环境，构成了理想的沟通媒介，为广泛讨论提供了空间，可以深化民主协商。为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通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可以实现理想的公共领域沟通情境，促成真正民主共识的达成。

2.网络民主缺乏构建公共领域的基础条件

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网络并不能构建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无曲解沟通所需的“理想说话情境”，互联网公共领域能否超越公共领域并不由技术本身决定。互联网空间面对着众多的批评，如缺乏制度的制定规则、新的等级的产生、代表性问题、垃圾邮件、市场化原则以及互联网域名管理机构面临的危机问题，使互联网从总体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公共领域。“那些认为技术能够自动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领域的人在自欺欺人，事实已经证明，结果不是如此。”互联网空间的政治辩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即使是理性的公开辩论能够在线进行，也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正如帕帕查瑞斯（Papacharissi）指出的那样，电子公共领域是“排斥性的、精英主义的，远没有那么理想化……它将使自己屈服于现有文化而不是创造新文化。”科恩也反对公共领域的观念，认为互联网是连接不同大小、互相重叠和互相联系的不同公共领域的合适的媒介，而不是公共领域本身。而互联网的商业化原则侵蚀了公共领域，在市场化的网络空间中，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将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和思想等公共领域（PublicSphere）逐渐被商品化所侵蚀甚至封杀。安东尼·Ｇ·威尔汉（AnthonyG.Wilhelm）曾指出市场力量扭曲、压缩，激烈地重构了公共领域以致改变了本质上私人领域的公共面目。另外，群体认同和群体盲从性也都容易促使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指出：网络更容易让大众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听不到相反的意见，会让自己更固执，由此种下极端化因子，将对社会和民主构成潜在的危险。而数字化生存的消费者掌握强大的信息过滤、筛选手段，不仅可能导致大量人为的信息流失，造成消费者口味单一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减少民主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加速小群体的封闭化和极端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也指出：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其智力是不起作用的，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物支配之下。可见，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网络社会依靠网络空间获得话语权力，网络技术壁垒又造成网络社会群体分层和隔离，甚至互动关系部分断裂，镜像生存的事实及有些民众行为仍然不理性的事实，这些都使得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和价值还处于不确定的假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