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国际主义与理论反思（2）

在“我-它”关系之下的国际主义，恐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需要转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新型的理念为基础。若回到布伯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还设想了一种“我-你”（I-Thou）关系，他者相对于自我而言不再是物化的对象，而是可以交流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正如在面对着树木时，人不再将后者视作可以利用的工具和可以认识的客体，而是学会怀着善念和慈悲欣赏对方，发现自己与树木之间的意义联系，从而“物我两相忘”，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共在和命运的交互。那么，以“交互主体性”为特征的“我-你”关系能否成为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事实上，西方学者已经开展了某些探索。例如，国际关系思想家勒博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即试图从古希腊罗马经典之中，寻找不以敌对性的他者为前提的自我身份的建构方式。毋庸置疑，在中国的传统里，也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跳脱出“我-它”关系，思考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新型的国际主义提供思想基础。例如，与布伯人与树的比喻类似，王阳明也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的论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只不过，布伯强调的是“我”的“意志与慈悲”，王阳明则强调“我”的灵明的心。

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困局，更折射出现代文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危机。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能否在中国自身思想的脉络下“接着讲”，形成建立在别样世界观之上的理论？在这方面，美国华人学者凌焕铭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她在《国际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世界：道家辩证法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该文认为，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脱胎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思维传统，强调国家之间的斗争和权力中心之间的不相容，由此，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作一种威胁；但中国的道家思想恰恰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两个对立面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冲突，而是形成共生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反思。凌文在理论上触及了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中国传统的太极图颇为形象地表现了对世界的认知。太极中的阴阳虽然在形式上对立，却并不以截然划出的直线区隔，而是以柔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开放性的——曲线相分，太极鱼之“眼”更是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这种思维下，自我并未消亡，因为黑与白并未混同在一起变得一片灰蒙。相反，自我与他者在互动中彼此构建、相互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世界整体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阴阳相生。

若我们有着这样的世界观，有着这样的自我-他者认识，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为国际主义赋予新的、来自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样的国际主义中，互利是重要的内容，却并不为功利性的动机所驱使；自我的意义在对他者的援助中展现，却并不以主客体的划分为前提。这样的国际主义，需要的是对他者之主体性的承认，是对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对对象的移情、理解和“感同身受”。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