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9]。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0]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1]，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2]，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3]。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华尔街国际财团在获得足够利润的前提下取出一部分用于安抚美国人民。比如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普遍分享到了来自苏联的浮财利益。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其间欧洲普遍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英帝国也在其间达到它的顶峰——是建立在中国和印度被英国打败后向西方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之上的现象一样，20世纪末西方出现的普遍“繁荣”及由此造成的西方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也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垮台中释放出的浮财流入西方的结果。
但是，既然是浮财（而不是本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流），那它就不会持久。19世纪的欧洲的“维多利亚”繁荣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末期出现的西方繁荣，自苏联东欧垮台至“9·11”事件，其间则有十几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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