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4）

但是，与当年的英国不同，来自南方国家的巨量浮财并没有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是使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4]。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5]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6]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7]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8]。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19]。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严重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