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5）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20]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21]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目前象美国这样半独立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2]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23]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若从国际资本标榜的“全球化”视角看则大可让一些人“仰望星空”。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这就可解释二战前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由苏军来解放东欧。东欧解放后，东欧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苏又趁机把英、法从埃及赶走，美国牵走非洲这头“奶牛”。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在什么时候都引以为豪。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它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以及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旧恨未消，因而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这就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美利坚民族以博大胸怀接纳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后者也以其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击败法西斯，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