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关键的是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四清问题”发展而来。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经济上迫切要求社、队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毛泽东注意到群众反映的这一新情况,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要及时地到群众中去,指导开展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以后,他又指导进一步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扩大“四清”范围,发展为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教育运动,“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4页。)。在领导这场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应该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当时浙江诸暨创造了好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他着重指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6页。)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运动走错了方向,以后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的错误。
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群众意见最大的各种不良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09页。)毛泽东对脱离群众的各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他说: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3页。) 他指出: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6—267页。)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这份指示中说: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参见《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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