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7）

五是建立监督机制，重视人民来信。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群众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提出了意见，作出了规定，建立了制度。他认为人民来信是接受各方面监督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别重视。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页。）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读到内刊《群众反映》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即批示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知，说“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8—439页。）

六是树立先进典型。树立先进典型，运用好人好事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也是毛泽东注意运用的方法。他在1953年初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在开展反对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参见《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第744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工农业战线涌现了孟泰、王崇伦、郝建秀、李顺达、陈永康、王进喜等模范，科技战线涌现出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优秀专家，军队系统涌现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个人或群体，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焦裕禄等典型，毛泽东或著文，或题词，或赋诗，或发指示，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典型、学习典型的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七是反对特殊化。毛泽东历来反对干部特殊化，曾作出若干规定。毛泽东一直强调，各级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针对干部子女容易发生特殊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20世纪60年代中央开会，会上喝茶，个人要付茶钱，在茶杯下押两角钱，成为与会者的一种习惯。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联。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示范和榜样。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重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作者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