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某些基层政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暴力性特征，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当前，某些利欲熏心的基层党政负责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野蛮拆迁居民住房，还把国家司法作为私人工具，对付那些对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民众和媒体，甚至对上访民众采取截访、罚款、劳教、连坐等手段进行压制迫害。这主要是因为基层政权缺乏妥协、协商的治理思维。在地方，有些基层政权具有黑恶化的特征，导致部分干部垄断中央和上级下放的经济政治权力，并将其异化为自己谋利的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的“土皇帝”。基层民众受到基层政权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实践中往往倾向于以非法的、暴力的手段获取财富，并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对抗基层政权，有的地方甚至演变为蔑视法律的“打砸烧抢”行为。因此，为泄一己之愤而将合法的利益表达与权利维护转变为暴力行动，体现出这个社会最大的无理性。
再次，基层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导致基层社会潜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当前，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权力屡遭滥用，买官卖官盛行，收贿受贿猖獗，低级趣味充斥，政治与道德伦理沦丧。在此种情势下，干部群体自身抵制腐败的能力正在丧失，导致个体的腐败行为屡见不鲜，集体性的腐败日益猖獗；经济腐败尚未根治，政治腐败更加肆虐。有些地方甚至通过地方利益关系网的构筑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控制体系，以达到在腐败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正因为腐败现象的群体性，导致某个干部的腐败案件一旦发生，随之可能会牵扯出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更深层次的腐败行为，从而引发当地政治体系的崩坍。基层政治生态的恶化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丧失，为基层民众怨恨的井喷式爆发埋下了祸根。它尽管在常规状态下保持一种隐秘的状态，从而难以体现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引发基层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
自传统社会以来，农业财政的虚弱导致国家一直把汲取资源视为权力下沉的主要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权要完成国家的任务，但同时国家却没有赋予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这导致基层政权在国家的名义下，为自己的生存掠取社会资源，这在近代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因此，基层政权对权力的欲望一直就很强烈。自从市场秩序建立以来，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进一步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欲望。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可以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来控制权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权力下放过程中，中央仍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约地方权力的运作，因而基层政权在权力运作中存在着过度使用权力的现象。这导致基层政权在实践中行“恶政”的能力无法受到有效遏制，而图“善治”的能力却捉襟见肘，造成了日益紧张的干群冲突。
四、简单结论
基层政权在运作中呈现出的困境表明，“探索一个世纪之久的基层政权之现代性改造，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9]基层政权建设的任务，仍任重道远。当前，在利用现有的制度设置与组织框架的基础上，应明确基层政权的政治定位，确立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明晰关系，尤其是充分发挥基层人大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与规制功能。同时，通过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程，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和高效配置；强化国家的监督与控制能力，以有效规制基层权力的运作。基层政权应转变资源汲取者的角色，将主要职能转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面。在社会力量与组织的培育方面，应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双向授权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监控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的双向演进。同时，强化民众对政府管理的参与，以遏制权力的滥用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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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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