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从政府治理视角， 瞩目新一轮改革（2）

三是能不能遏止住政府部门核心利益。我想全国都差不多，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所以政府管理的最大难题就是协调，协调部门利益。实际上过去我认为我们经济市场化、社会市场化，我们没想到我们的权力也被市场化了。所以大家看到政府制定文件做决策，周期很长，过程很长，难度很大，这就是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我看你起草的文件伤害我的利益了，领导就会据理力争，这个问题还不成熟，要继续调研，然后坐下来你让我一把我让你一把，这样一来部门利益可能被维护了，但是公众利益受损了。所以如何遏止部门利益，是这次改革的核心。

四是政府自身改革，是有难度的。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自身改革都是困难重重，那么这次改革能不能 “壮士断腕”，举起右手拿起刀割自己的肉？没有很大的决心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三公”消费能不能降下来，官员财产公开申报能不能启动，政府管理的透明度能不能提升？比如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申报，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你越不搞，公众的质疑声就越大，但是什么范围公开，怎么公开，难度很大。所以我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官员都公开，所以要找好切入点，从新提拔的开始，关键岗位的要公开，乡长镇长、县长书记、各个一把手局长等等关键岗位要公开，以此类推，没有必要把面搞得太大。同时要明确在什么范围内公开，接受公众监督。这样才有可能启动这项改革。

以更大勇气释放“改革红利”

我们现在的行政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但是在我看来，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下半部分。行政体制改革能够解决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结构优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政治体制的上边，还有四个更核心的要素，这些问题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比如说宪法的权威，能不能被尊重，能不能被实施？还有政党的权威，包括执政党和参政党，如何扮演各自角色？再比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是政治体制的上半部分，更具有决定意义。

目前，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四大风险。第一，经济风险。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到底是中国经济高增长34年后的理性回归呢？还是中国经济已经出问题了，会持续下滑？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高层不断释放信号说，我们经济没有出大问题，我们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有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相信高层这种判断，但是西方却在唱衰中国，他们的理由是金砖国家都遇到问题了，不光是中国。全球化这么多年，现在是有限度的全球化，有约束的全球化，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都遇到麻烦了，但是他们现在缓过劲了，轮到他们发展、复苏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遇到麻烦了，这是结构性转换。所以他们开始唱衰中国。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也写过几篇文章，论述了中国的改革、增长、转型的跷跷板关系。就中国潜质来讲，我们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比如我们城镇化52.6%，城镇化比工业化晚了10-15年，我们2000多个县，34000个乡镇，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欠账，如果政治上不出大的问题，就经济层面来讲，搞得好，我们经济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保持7.5%的增速。

第二，社会风险。我们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分配制度不合理。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二是机会不均等。国有企业过于强势，国企腐败是个国际难题，解决的成本太高，所以能由市场化解决的问题要由市场来解决。三是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我曾经提出这种看法，即中国实际上有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一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二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性利益。他们兴风作浪，控制了相当多的社会财富。他们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我还提出了一个“三灰理论”，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这三者叠加，扭曲了整个利益格局。所以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要以更大的勇气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改革要付出成本，没有坦途，要和既得利益作战。

第三，信任风险。我们对老百姓的承诺，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能兑现，政府的公信力可能还会下降。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确实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党政干部708万公务人员，自身可能也出现了信任危机。

第四，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住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反腐纳入制度轨道，而不是简单的靠运动。这些还不足以成功化解我们面临的风险，只是提供了时间窗口和基点，但是风险犹在，所以还要以更大的勇气释放改革的红利，通过改革才能真正化解我们面临的风险。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以经济改革带动其他改革。但是现在，经济改革已经无法带动了，行政改革、政府改革历史性的走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和政治要素改革的结合部、中间点。所以后面来讲，不管是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都和政府自身的改革息息相关。而前面来讲，强调司法公正、从严治党、转变作风，也都和政府自身的改革息息相关。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间点。

我的基本判断是，在目前这个环境下，越敢于出击，越敢于改革，越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越畏首畏尾，越不敢动既得利益的奶酪，我们的社会风险就会越大，因为无法缓解公众的诉求和矛盾。所以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

（根据汪玉凯教授在中共南京市委党校主体班授课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