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3）

二、“中国道路”开拓中的辩证思想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持续不断，形式多样的斗争却屡战屡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后经历的种种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日渐完善与成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实际当中，并最终找到了正确道路，进而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胜利，即新中国的成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这里面凝聚的最基本的内核，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⑤；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这是当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

概言之，“中国道路”历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探索和成立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在辩证思想中艰难前行。用列宁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思想来观照“中国道路”的发展轨迹与实践，我们可以说，辩证法也是“中国道路”的“代数学”。下面主要论述“中国道路”演进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三个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辩证法告诉我们，自我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类社会要获得竞优系统，离不开人类充分发挥自身的“革命”、“建设”、“改革”因素，去“能动”地改造社会。在俄国，列宁将辩证法中的“革命”因素成功地运用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建设”因素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探索出一套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迫于国际形势而过早放弃“新经济政策”，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之后，“改革”因素要么迟迟不能到位，要么干脆就来个“休克疗法”的突变式“改革”，最后致使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大厦轰然坍塌，并殃及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智慧，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辩证法中的“革命”、“建设”、“改革”因素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包括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功开拓的辩证思维集中体现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几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上。以下对应性地选择几组关系以点带面来论述“中国道路”开拓中必然包含的辩证思想。

1.中国革命道路在偶然性中前行，以必然性形式出现

“中国道路”的历史轨迹是众多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发展提出了一种“合力论”，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⑥同样，促成“中国道路”这一“历史结果”的历史合力中存在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演变和激化的程度；还有国际阶级矛盾在国内体现的民族矛盾。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偶然性的因素。

历史向前发展是一种“被断定为必然性”的运动，同时又是以碎片式的历史事件的“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这种“偶然性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⑦。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这样一种由诸多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并最终接近必然性的正确道路。

当然，偶然性不可能自动接近必然性，过程离不开历史主体——人的作用。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两个必然”原理，紧紧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等国际国内事件的影响，创立中国共产党；抓住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矛盾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国内军阀割据混战的机遇，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而进行北伐战争；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南昌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历经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始形成；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遭受国民党四次强大围剿的洗礼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深，根据地面积随之越来越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启了伟大的长征之路，革命火种得以保存，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创，革命新局面打开；运筹延安，决胜全国，在民族危亡之际，在统一战线下，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形成独具特色的延安革命道路；重庆民主协商建国未果，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势力被赶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力量和土匪，没收、赎买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并把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恢复；“三化一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

割裂看来，这些都是一个个、一件件偶然性事件；系统来看，这些看似碎片的偶然性事件，却有机地勾勒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链条和发展的必然性。

2.中国建设道路在可能性中选择，以现实性展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不等于建成了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只是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何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依然离不开辩证法。但是，能否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还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俄国，由于认识上的问题，加上特殊的战争环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对严酷的现实，列宁晚年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但由于后继者没有很好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法，列宁当时所认为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的“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⑧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本完成，就过早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这就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然而，反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经验教训也证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是自然而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符合国情，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经验模式的束缚，但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影响下被搁置，接着就是反右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中苏论战，直至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的社会内乱——“文化大革命”。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6年－1976年的20年是这样评价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⑨。

比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27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取得到建成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再到现实性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有时甚至需要迂回前进，做必要的后退，而后再更好地前进。那么，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⑩邓小平认为，当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如果能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建设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基础就有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才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果断地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