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思考我国现实中的民族问题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发表的题目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以下简称《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1］成为我国学术界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近期的又一个讨论焦点。由于近年我也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民族制度和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有些观点与我过去提出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把它和我之前提出的一些观点并列。《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作者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文章重点是政策讨论，很少涉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面临而且各族民众也十分关心的许多实际现实问题。而我本人是社会学和人口学背景，更关心各地实际问题的专题调查。也许是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的原因，我与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分析民族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提炼观点的客观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对一些议题做些说明。

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下，“一体”和“多元”两方面不可偏废

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明确提出，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与“一体”二者不可偏废。从这个基本框架出发，我们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同时，对56个民族所呈现出的“多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与历史传统，切实保障这些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努力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忽视了“多元”，就无法建立巩固的“一体”，唯有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基础薄弱、语言障碍和教育差距，西部一些群体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在激烈的实业和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当地民众收入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迅速拉大，当地民族语言和文化观念等也受到大量来自东部沿海汉族人口的冲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众对此十分焦虑。关于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2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并提醒我们应予关注，但我们的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至今尚未真正领悟费先生的关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一些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在族群分层结构(受教育结构、职业结构、专业分布等)的比较中居于明显劣势，而且这一相对劣势在2000－2010年期间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些带有基本社会结构性质、真正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权利的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给予关注，及时制定出改善和解决的具体措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政府需要对少数民族社会中存在的就业和贫困等问题予以切实的解决和改善，重视推动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西部开发各项事业的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平等、共同繁荣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和兼顾，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60多年后形成强大历史惯性。我们在反思和分析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效果时，应当尊重这些制度初创时的历史条件和选择空间，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初建时对一些地区加快和平统一、促进政治整合的积极作用给以客观评价。同时需要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总结，注意倾听各地各族干部民众的反映和建议，思考探讨今后引导我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方向。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和客观效果的分析，因地制宜地进行切实必要和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我认为应当先拾遗补缺，再矫正过枉，绝不能贸然启动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对基本制度的调整，必须在已形成基本社会共识、得到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把握好方向，根据民众反应掌握进度节拍，谨慎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我们看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在实践中的惨痛教训。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经济条件下，在思想日渐开放、舆论逐渐宽松、信息越来越畅通的环境下，努力团结各族干部民众，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现代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搬，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绝大多数生活成长在汉文化氛围中的人很容易忽视我国各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头脑里有“一体”的意识，却很少感知“多元”。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长期坚持“政治挂帅”，突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全民统一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和“一元化”的思想方法使得一部分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缺少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很容易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缺乏尊重民族多样性的文化伦理，总想尽快推动以汉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交融”，即使不公开讲出来，内心仍然存在“汉化”的潜意识。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加强政治控制才能保障国家统一，只有完善行政安排才能有效保障少数族群权益，忽视了少数民族在选择发展模式和路径上的自主性。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长期滞留在传统专制制度下、至今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的一个具体体现。这种过于强调一致性、忽视甚至不理解多样性的思想定式，成为今天中国迈向政治文明新台阶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