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金融危机与金融全球化造成的附带损害
3.1.错误假设下制定的监管方案
事后看来，全球金融标准的推行并未创造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例如，其中的主要标准——《巴塞尔协议II 》（Basel II）未能阻止最近的两次大规模危机——次贷危机和欧洲危机。相反，两次危机在错误制定的规则下愈演愈烈。例如，《巴塞尔协议II》要求各大银行根据预先协定的风险标准预留固定资本，但其未考虑到恐慌事件下潜在的资金流动性需求。因此，在受2008年9月雷曼事件冲击后，因非流动性资本在市场崩溃下无法兑换现金而使得原本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无法筹集到资金（Levinson 2010：81）。
此外，《巴塞尔协议II》对抵押贷款的态度相当宽松??。 2007年之前，向房屋业主贷款一直是低风险业务。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均推测向中型和大型企业贷款才是高风险行为。但2007年事后，事实证明监管机构对当时的局势是一种误判。此外，监管部门并未阻止所谓的贷款证券化，即个人信贷与可交易证券捆绑销售。当时，多数国家都极力推崇该举措，以至众多金融机构纷纷选择资产证券化，并拨出额外资金用于新贷款，其等施行的对策与审慎银行业程序完全相背离。
《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特别强调制定规则书，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公平竞争环境。但它的缺点是所有参与者都遵循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战略。霍尔丹（Haldane）认为该举措扩大了危机的影响范围。
“公平竞争环境导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使用一个球，进行着同样的游戏。通过这些渠道，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变得均质化。金融政策也趋于单一化。因此，金融体系，如同在它之前的植物、动物和海洋的命运，抗危机能力日趋衰退”（Haldane 2009，18）。
虽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监管失败就已基本得到承认，但似乎很少有人对未来监管的适当途径进行反思。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余波后，决策者们屡次发誓这一次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俨然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模式，如果实行“更好”的监管将可避免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强调口号就如同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本身一样，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正如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言，“这次一定会不同”（2009年），这一自负的口号模式重复出现在金融市场。但是，该过度自信感不仅波及到市场参与者，还会影响监管机构。每次新监管措施落实到位时都希望这一次会有所不同，但发酵期一过，金融部门又开始忘乎所以地探索新途径来规避监管。即便20国集团每次努力引进的新监管所示也不免落入这一俗套的模式。
周而复始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两个因素。首先，金融监管在制定上主要依据以往经验。改革就如同松开马缰却又关闭马厩的大门。新监管规则总是无法有效实施，或者被融资新进展捷足先登。而所谓金融创新带来的效用也难以呈现给众人，新手段必然会给监管人员带来新挑战，而他们总会在新挑战面前失利。
其次，全球性规则也的确经常受到金融业游说者们的中伤。银行家们一次又一次对决策者成功施压，迫使他们同意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所谓的“轻度监管”。金融业游说者们的努力一般都很有效，并致使决策者们竞相降低标准。各金融机构都怕错过或失去业务，因而不断引导（误导）政策的制定。最常用的战术是参考公平竞争环境中他人的行为。一种说法是，除非世界其他国家，或者至少是其他20国集团成员国执行一定的规则，否则，国家层面任何收紧监管的行为均会导致国家金融业竞争地位恶化。
当然，这种说辞不仅为金融业所用，政策制定者也不无例外地进行利用，该等制定者往往倾向于将利益分配给银行业而非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总之，就是以华尔街为主宰，那算当然是由其承担后果。政策制定者们也加入金融合唱团，并被他们说服，使他们受益于无限制的融资政策。
有观点认为全球化（狭隘定义由于贸易和金融门槛降低促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易扩增），会减少独立社会的政策空间。广受争议的一个观点是，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力迫使决策者们放宽对经济的管制，同时监管限制水平也日趋降低。例如，资本流动自由化已被贴上不可避免、绝对必要的标签。有观点表示，套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话，就是除废除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已别无他法。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废除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并纷纷转投新古典主义教义帐下。多数情况下，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决定还不够影响社会政体的讨论程度，更不用说与更为广泛的民主讨论搭边了。
欧盟无限制资本流动的支持者们几乎未遇到任何反对阻力。一体化享有广泛的政治支持，商品、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一体化间没有任何区别。西班牙和爱尔兰等经济体已加入货币联盟，但同时，若发生意想不到的资本流入，这些国家也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侵害。货币联盟下，这两个经济体掀起一股房地产热潮，而国家权威机构几乎没有任何可依赖的手段来应对房地产过热局面。
考虑到西班牙的特殊情况，例如，西班牙脱离多年的专制统治约10年后加入欧盟。直到1999年加入欧元区前，该国当局一直能够很好地掌控金融业的发展。西班牙成为欧元区成员后，导致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利率水平显著降低，无限制资本流动导致房地产业过度繁荣，因而出现难以支撑的过快增长。西班牙的资本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06年和2008年，西班牙的经常账户赤字（反映相同幅度的资本流入）介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10.0％之间[3]。显然，如此规模的资本流入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风险。既受困于欧元区，又被强调新古典主义的思维反锁，西班牙的决策者们眼眼睁睁地看着已打开的不受控局面但却无计可施。
自2009年欧洲危机爆发以来，多边规则的弊端愈加明显。欧元区能提供给成员经济体对抗信贷热潮的手段少之又少。尤其是爱尔兰和西班牙，当局无力抵抗明显的房地产泡沫。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应对措施：欧洲央行（ECB）将利率设置在与法兰克福同级的水平，且欧盟规则又不允许各国独自加强管控限制。这两个国家没有任何可采取的措施减缓外资流入，从而助长了现在的过热繁荣局面。在既不允许资本流入征税也不允许其他限制措施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大范围市场失灵。即使西班牙当局试图收紧国内银行监管，也无法从根本上做到严格把控：避开国家规则，直接通过其他欧元区进行借贷相对更简单，甚至无需涉及货币风险。
3.2.取消资本管制的后果
然而，这种无限制资本流动的感觉性需求仅反映在少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上。尤其对跨国经营的金融企业而言，他们对降低资本流动的限制表现出深厚的兴趣。早在1998年，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就表示：
“华尔街的金融企业极力推崇自由资本流动，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笔者利益需求，因为这是它扩大赚钱舞台的唯一途径”（ Bhagwati 1998，第11页）
对于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言，资本流动限制属于一个边缘问题。除了节假日或偶尔在侄子生日时跨国转账，跨境资本流动并未给广泛的社会活动带来些许影响。然而，稳定或汇率波动显得更为重要。汇率波动会影响所有经济部门，无论它们涉及出口还是进口竞争。事实上，结合1963年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观点，没有金融架构能同时容纳“三元悖论 ”( Impossible Trinity)，以笔者之见，纵观最近几年的政策制定，受益于无限制资本流动的社会团体对该等政策具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以牺牲稳定汇率为代价谋求个人利益。笔者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实质上，按蒙代尔所述，货币政策只需实现三个目标（稳定的汇率、无限制资本流动以及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只有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1963年Mundell，汇率政策三位一体讨论；另参见2005年Obstfeld等人的著作）。在民主社会，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或降低利率的能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目标[4]。因此，有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要么选择无限制的资本流动，要么选择稳定的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资本流动受到限制，这反映了当时金融业已处于弱势地位，而制造业相对那时而言更为重要。当轮到无限制资本流动占上风时，即已清楚地表明金融业又上升到原先的巅峰位置，其影响力足以左右国内政策制定者的决策。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资本流动急剧上升。不过，笔者注意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前，资本流动出现了一次大幅度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1997年间全球经常账户差额（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显示其为181个国家的赤字和盈余的半和）一直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它们在全球GDP的1.2％左右摆动。在1997年至2007年间，与全球GDP相比，同比增长约3％（Brender/Pisani 2010：24）。资本输入国（特别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输出国（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限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盈余急剧上升。这是一个危险发展信号，给监管措施的执行提了个醒（Dieter/Higgott 2010）。
这里的关键是经济体下资本流入的效用问题。20世纪70年代，各国仍在广泛应用资本流动限制，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无限制资本流动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依照他们的观点，资本会从资本丰富的经济体流入资本稀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基本理论是有效市场假说，即本质上认为金融市场可自行过滤有效信息为己所用。因此，与成熟市场在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市场资本利用效率更高。当然，一些资本已流入发展中国家，但在21世纪前十年资本是向上流动的，即从较落后国家流向美国。而流入美国的资本并未用在刀刃上，即融资投资，而是拨付给不可持续的融资消费。
最近的研究证实资本流入的效用取决于资本流入的??类型。Aizenman、Jinjarak和Park对约100个??国家在两个时间段（2000年-2005年和2006年-2010年）的资本流动进行了分析。他们对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他们所述的资金正面影响不包括证券投资和短期债务。因为后者类型的资金甚至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金融风暴时期（Aizenman等 2011，第18页）。
资本流入的影响力取决于资本流入的??类型，此已不足为奇。决定资本流入效用的关键因素是它们的用途：是用于融资投资还是用于融资消费？在经济发展方面，流入资本用于融资消费（或失败的投资）最容易出现问题。因此，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入相比，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产生收益、还本付息方面更具优势。投资组合流入也可产生收益、偿还债务，但是在偿还外债方面难度较大。显然，流入美国、西班牙或希腊的资本常用于融资消费而非投资。事后来看，对某一类型的资本流入进行限制将有助于这些经济体保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当然，中国是仍在实施限制资本流动政策的最大经济体。虽然这并未使中国免受金融动荡的影响，但关键因素是外部冲击不会触发中国的内部危机。换言之：中国的金融业可能会出现裂缝，但这些都是本土影响的结果。因此，解决金融不稳定的关键是看中国内部的决策，而非国际层面上的决策。
如今，事实证明，没有考虑到资本流动负面影响的国家已因不愿限制资本流动而受到重罚。当然，这是政治政策导致的失败，而非经济政策。政策制定者们应考虑到并捍卫全社会的利益，而非只是金融业的利益。
3.3. 危机再临：笔者们能学到什么？
有时候，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社会习惯于把金融危机当作不可避免的事件，当然这是真的。197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不过与现在的金融危机相比，它的频率和强度低很多。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当时就说金融危机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系统性事件（Minsky 1977，第10页）。他的核心论点是经济繁荣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预期。当繁荣发展时，标准发生改变，而危机则被忽略：
“靠改革实现投机性繁荣的倾向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根本不稳定因素”（Minsky 1977，第13页)。
更不用说，自明斯基发表意见后，经济繁荣时的这种过度自信屡次可见。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想想明斯基所言：
“金融可得性的增加抬高了资产价格相对于当前产出的价格，而这导致投资增加” （Minsky，1977，第13页）。
这就是日本发生的情况，资产价格相对于当前产出的上涨体现为在日本雇员要购买住房所需工作的年限越来越长。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不过，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金融危机。
明斯基得出一个非主流观点。当然，这个观点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他们仍相信金融市场的优越合理性及其有效处理信息的能力。与此相反，明斯基认为没法实现金融稳定：
“在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内生产生容易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金融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繁荣经济中金融市场的正常功能将如何引发金融危机的理论” （Minsky，1977，第15页）。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显然证实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他的说辞听起来非常现代。他提倡一个“良好的金融社会”，在这个金融社会里，企业和银行家进行投机活动的趋势受到限制（Minsky 1977，第16页）。然而，明斯基未提供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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