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4）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一样都看到了科技发展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而且还敏锐地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危机，而这正是政治冲突的根源所在。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制和技术统治变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社会变成了一个富足的社会，也形成了极权社会，社团、政党等专门宰制人们的第三领域也由此产生。这个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公众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8］201。人们因而开始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虽然这种介入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危机，但全面的社会危机依然不可避免。“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1）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2）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3）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8］63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文化等领域，表现为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合法性危机，而文化系统的危机是整个危机的中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又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认定为文化危机。

亨廷顿认为导致国内政治冲突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性。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衰败，“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9］38。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当是。据此，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冲突公式：“社会动员 / 经济发展 = 社会颓丧；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动乱。”［9］51具体表现在两方面：（1）政治参与有效供给不足；（2）城乡和贫富差距。二是文化差异。亨廷顿认为，政治冲突的产生与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并且“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但与国内政治冲突的多因素相比，文化的差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0］7他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0］133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核心所在。

2. 政治冲突的本质和命题

齐美尔认为，政治冲突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化了的个人和社会总是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他既生活在社会中又和社会相对立，既为社会而存在也为自己而存在，既是社会里的人又是社会外的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既是社会的环节又是自己本身，既决定自己又为社会所决定。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结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既允许又阻止个性的发展，个人和社会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所以社会是一个包含着协调和冲突、吸引和排斥、爱和恨的统一体，政治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冲突被认为导致和改变了利益集团、联合、组织……如果人们之间的每一种互动都是一种交往，那么，冲突———它毕竟是最具活力的互动之一，而且独自一人是不能作为冲突的———必定被视为一种交往。”［3］412齐美尔还认为冲突不仅是利益对立的反映，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映，即植根于人类社会有机体各单位之间一种先天的敌对冲动，是一种先天生物因素，这种本能会因利益冲突刺激而发展，同时又受到和谐的关系和爱的本能的制约。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前言中把冲突定义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以此为出发点，科塞以齐美尔冲突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冲突的解释体系，它们由 16 个命题组成，涵盖冲突的起因、激烈性、持续性、功能等具体变量：命题 1：冲突对群体聚合的功能。命题 2：冲突的群体保护功能与安全阀制度的重要性。命题 3：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命题 4：冲突和敌对冲动。命题 5：紧密社会关系中的敌意。命题 6：关系越紧密，冲突越剧烈。命题 7：群体结构中冲突的影响与功能。命题 8：作为关系稳定的指标冲突。命题 9：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加内部的团聚力。命题 10：与其他群体的冲突限定群体结构及随之发生的对内部冲突的反映。命题 11：寻找敌人。命题 12：意识形态与冲突。命题 13：冲突使对抗者结合。命题 14：敌人统一的益处。命题 15：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命题 16：冲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