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3）

与社会学家相比，政治学家对政治冲突问题的系统关注略显逊色“，并不是所有的冲突、侵略或者暴力都是在政治的语境中来研究的，仅有一小部分的研究受到了政治学家的关注”。并且“事实上，许多关于政治冲突及其控制的理论构思和推测都源自于生物学、心理学及其知识，政治学家对其研究很多都得益于此”［5］2。因此，政治学者系统地论述政治冲突问题的论著还不是很多，其理论和观点也主要散见于各个流派及相关的著作之中，这也形成了政治冲突思想在政治科学中略显空白的主要原因。20 世纪中后期，政治学者对政治冲突的关注开始增加，一般学科教材都列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亨廷顿、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是主要代表，其代表性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8），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6），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此外，马里兰大学教授丹尼斯·派瑞吉的《政治冲突的控制》（1976）一书，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较为系统地对政治冲突进行了论述。此外，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些政治学者，如，杰简哈根、考特索基斯、盖尔、狄龙、达文波特等，基于控制论、系统论和心理学知识，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政治冲突治理分析模型。与政治冲突研究有关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冲突解决杂志》；《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政治科学季刊》）；《世界政治》 ；《国际安全》；《和平研究杂志》；《调停季刊》；《谈判杂志》；《外交事务》；《社会心理学杂志》等。这些刊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西方政治学者在政治冲突问题研究上的学术成果。

二、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的主要观点

1. 政治冲突的条件和根源

达伦道夫认为“，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6］3在他看来，仅仅有利益的差异还不足以引起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有当这些团体具备了一定的目标、结构、人事和沟通纽带等条件的时候，冲突才有可能爆发。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那些占据权威位置的人被期望控制从属的人，他们支配别人是因为周围人们的期望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心理特性。因为权威是合法化的，所以不服从者要受到惩罚，但权威又不是持久不变的，在一个团体中居从属位置的人，在另一个团体中却可以居支配位置，在一个场合有权威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有可能处于被支配地位，社会就是由许多个这样团体或场合的单元组成的，达伦道夫称这些单元为“强制性合作社团”。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支配者要求维持现状，而被支配者则要重新分配权威。因此“，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6］3。“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6］3-4

与传统政治冲突观点不同，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导致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性的压抑。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没有否定性、批判性：一是政治对立派的同化。“传统的骚乱点正被清除或孤立，混乱因素受到控制。……在政治领域，这种趋向在对立面的明显同一或统一中表现出来。”［7］16二是个体反抗者的同化。“在学术机构以外，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更为严重。它用来把概念、目标与当前制度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于该制度中，排斥那些与该制度不协调的思想、观念及目标。”［7］12然而，这样一个看似无对立、无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其实是个极权的社会，隐藏着深刻的内在冲突，即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不自由，本质上“，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7］28，而且“证实关于这个社会及其决定性发展的批判理论的事实都摆在那里：社会整体不断增长的反理性；生产力的限制和浪费；侵略扩张的需要，永久的战争威胁；强化了的剥削，人性的丧失”［7］216。因此，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冲突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因为“人的现实便是它的历史，而在历史中，矛盾并不自决和缓和的成就这两方面的冲突可以变得明显地超出任何可能的否认，但它也完全可以持续地是易于处理的、甚至生产性的冲突。”［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