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8）

亨廷顿认为，避免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一是树立政府权威。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7。只有建立强大政治权威和执政合法性，才能充分调动各种执政资源，缓解社会危机，避免政治冲突和动荡。二是建立政党制度。“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377，且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当然，政治稳定也不仅仅取决于政党的数量，还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三是扩大政治共享机制。亨廷顿认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9］129只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成果共享机制，才能够动员和吸收这些新的社会势力和参政集团，以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四是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是避免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国际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在全球层面或者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10］229。由此，亨廷顿认为，保障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是控制和消解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

总起来说，上述观点对政治冲突理论的发展和政治冲突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赖克斯、柯林斯、米尔斯、丹尼尔·贝尔，阿尔蒙德、派伊等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冲突观点，如 1975 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就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贝尔主要从技术革命的负效应来分析政治冲突，阿尔蒙德和派伊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杰简哈根等学者则提出了政治冲突与生物需求、政治冲突与社会融合、政治冲突与社会发展、政治冲突与政治受挫等分析模型［17］，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