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加盟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与对外政策的转型（2）

四、改善与东盟的关系

改善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对于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东盟各国最初对中国的加盟充满疑虑。1983年11月，在巴厘岛召开的PECC会议中，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坚决反对中国加入［5］。中国曾经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所带来的恐惧是他们反对中国加盟PECC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担心中国会与他们争夺来自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23］

事实上，日澳共同推动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行动也遭遇了东盟的冷遇。在1984年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一直对PECC持有怀疑态度的东盟各国终于表现出积极姿态，这才使亚太地区合作看到了新的希望。

从197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好转。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并与泰国签署了贸易协定。［24］271－274

1984年1月1日，中国在文莱独立之后立刻予以承认。1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访问北京，就加强经贸、科技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中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2月，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马来西亚，1985年11月马哈蒂尔总理回访中国。新加坡虽然直到1990年未与中国恢复邦交，但是李光耀于1975年、1980年以及1985年三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与赵紫阳也分别于1978年和1981年出访了新加坡。1981年中、新互设商务代表处，1985年两国实现通航。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改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与东盟“超级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了。早在1950年，印度尼西亚就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到1960年代中期，苏加诺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在激进民族主义掩护下急速“左”倾化，最终退出联合国，与中国确立了被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同盟关系。［25］i－ii

可是1965年，经屠杀共产党的“9·30事件”上台的苏哈托开始仇视中国，1967年10月30日两国断交。直到1982年中国宣布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印关系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85年4月，外交部长吴学谦参加万隆召开的3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中印断交以来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中方高级代表团。吴学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向印度尼西亚传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中方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政府愿意与印度尼西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希望在经贸及科技文化领域开展平等的互惠合作。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两国人民利益一致，有利于东南亚及亚洲全体的和平与稳定。［26］

对此，苏哈托也在会谈中对中方改善关系意愿做了积极回应，他指出，应基于“万隆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同年7月，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新加坡签署了贸易谅解备忘录，恢复了中断18年的中印直接贸易关系。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改善成为中国加盟PECC的关键。1985年，当中国加入PECC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印度尼西亚的PECC代表瓦南迪强调，原则上不反对中国参加PECC，但是中国的即刻加盟可能会给修复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添加障碍，中国加盟问题应延迟至1986年的温哥华会议以后讨论。1986年6月，加拿大外交部长克拉克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特马贾举行会谈，并取得了印度尼西亚方面的让步。［4］134

在随后11月召开的温哥华会议上，中国顺利成为PECC成员国。

五、台湾地区加盟PECC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加盟PECC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参加成为难题。台湾地区很早就表现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并派观察员参加了1982年的曼谷会议和1983年的巴厘岛会议，而且正式提出了加盟申请。1985年，特里格提出采用“奥林匹克方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加盟问题。他分别与台湾的辜振甫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进行会晤。［27］

1986年，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中国大陆最终与台湾地区以“奥林匹克方式”加盟PECC。1991年，中国加盟APEC之际，也沿用了“奥林匹克方式”。“奥林匹克方式”的实现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之后，美国制定的“台湾关联法案”，使台湾地区意识到美台断交并不意味着自身的“灭亡”。［28］132

进入1980年代，台湾地区逐渐软化了对大陆的强硬姿态。从1982年开始，台湾地区不再称北京为“共匪”，而改称“中共当局”，同时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29］32

在此基础上，蒋经国开始推行“实质外交(substantivediplomacy)”政策，强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层面上，台湾地区开始寻求在国际组织中与大陆的共存政策，以“中华台北”的名称积极参加国际机构。［30］62－63

与此相呼应，1984年9月26日，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回归祖国大陆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再次言及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在加盟国际组织问题上对台湾地区“让步”的契机。

其中，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对台“让步”的很重要的例子。1983年2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同时要求亚洲开发银行取消台湾地区的会籍。可是，美国坚决反对驱逐台湾地区的代表，并声称如果台湾退出，将重新考虑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赞助问题。1984年1月，赵紫阳在访美之际表达了“妥协”的意向。1985年11月26日，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决定以“中华台北”的名称保留台湾地区的地位。1986年3月10日，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新成员［31］231－234。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国际组织的形式被称为“奥林匹克方式”。1986年11月，在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前例影响下，中国与台湾地区一起加盟了PECC。

结论

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认识到创造和平环境对于改革开放政策顺利进行的必要性，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援，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贸易、投资机制，以获取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与建议。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巩固了改革派在中国国内的地位。［32］16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PECC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加入的紧迫性明显降低。并且，作为地区组织的PECC在1982年才正式成立，直到1984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前，东盟各国的态度十分的暧昧。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担心在未来的亚太地区丧失“发言权”。［33］219

从1984年起开始把亚太地区合作视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对加盟PECC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此后，以加拿大人特里格的邀请为契机，在改善台湾关系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加盟了PECC。加盟PECC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政策成功转型的结果，同时，也加快了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进程，使得中国在1991年加盟APEC时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利用APEC的平台，1990年代，中国以经济大国化为背景积极开展了地区主义外交，稳步提高着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