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关于官员“自首式举报”的思考（3）

周文彬为何选择“自首式举报”

剖析“自首式举报”的内涵，其实并无新奇之处，有些类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悲壮意味。继2011年，周文彬再次运用“自首式举报”，微博认证也称自己为“自首举报人”，如果第一次运用“自首式举报”概念，实为噱头，引发注意力，意图扩大举报实效。那么，第二次自发、纯熟地运用此概念，我们能推理，周文彬已经“尝到了”2011年“自首式举报”的“甜头”——迅速得到回应、调查、处理结果。

其实说是“甜头”，亦不尽然，只是为契合当下实名举报腐败的道路不仅险阻并且艰难，反腐调查速度、力度疲软，举报人屡受打击的语境。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虽然中纪委2013年表态，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但是即便体制内人士实名举报，也步履维艰，难达天听。所以周文彬递送举报材料时才殚精竭虑、花费心机，如将材料亲自交给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局长，并暗自不安揣测，“从省厅领导的言谈举止，我感觉这个案件会搁浅。”那么，从此角度而言，周文彬再度选择“自首式举报”，不过是想通过媒体，捕获更大范围内的注意力，不让“举报”泥牛入海，在有关部门面前如同“东风吹马耳”。

根本而言，“自首式举报”也是“网络反腐”“媒体反腐”的变种。现实中寂寂无名、默不作声的实名举报，往往道阻且长。一旦公布于网络，获知于媒体，不仅举报力度被无形放大，反腐机制启动的力度、速度也如影随形，可谓朝发夕至。周文彬用“自首式举报”，刷新人们举报贪腐方式的新认知，不过是想将“自首式举报”发酵为网友、媒体竞相关注、转发、报道的“病毒”，更好利用“民意反腐”这个平台。

这是一个悲哀。反腐机制的启动，本来应该以反腐线索的到达为触发点，而非网络民意汹汹。然而，反腐机制的不畅、被举报官员的阻挠、独立第三方调查机制的缺失等，逼迫举报方式不得不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曲径通幽、“曲线救国”。

前不久，实名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公款旅游的柯尊年，为防报复打击，头戴钢盔、手拿擀面杖，进而被全国媒体热转。周文彬的“自首式举报”，其实和钢盔、擀面杖的效用一样，都在极大彰显着这个时代举报贪腐的戏剧性、举报贪腐先须取悦舆论的荒谬性和反腐仍是人治、并非法治的困境。

谁逼迫官员自首式举报？

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强，举报渠道也不断拓宽，匿名举报、实名举报、网上举报、微博举报等等，我们在为此感到欣喜的同时，亦要清醒的看到，在一些地方，举报的路还非常艰辛，否则亦不会出现陕西举报“达人”柯尊年戴头盔防报复的尴尬和产生后悔的念头了。大凡涉嫌腐败者，手中或大或小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小圈子和人脉，再加之上层的保护伞或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等诸多原因，因而说，扳到一个贪腐官员很难，不是有人说，若想扳倒一个县委书记需五年时间吗。但是不论反腐之路多么艰难，但是，仍有许多正义之士仍前赴后继的与腐败现象做永不调和的斗争。这不，安徽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干部周文彬又开创举报新路子，“自首式举报”。而这种举报方式当即引起舆论的关注，对此，周文彬表示很乐观。

开始时，周文彬是采取直接到省国土厅送举报材料，可是，“从省厅领导的言谈举止，我感觉这个案件会搁浅。我的材料不可能送到厅长手里，所以我就决定发一封公开信给国土资源厅厅长孙爱民。”当然，也许是周文彬多疑或是省厅相关领导认为举报不应直接到省里。总之，周文彬为了直达上听，不得已才采取给厅长发公开信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把双刃剑，虽然引起高层和舆论重视，但是也暴露了自己举报人的身份，因此，周文彬才会说“不是我进监狱，就是他进监狱（局长）。”对于周文彬举报最后结果如何，笔者不想预测和多说，只想就周文彬为啥要改变举报方式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