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政治经验（2）

（四）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是辛亥革命推进的基本方式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和平手段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胜利。在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发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同时，立宪派充分利用一步步争取到的合法手段和政治条件，积极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一再退让，为民主政治的实现积累条件。

客观地讲，１９１１年秋冬之际，全国范围内本不存在武装革命的高潮形势，是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以及湖北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被破获的偶然契机，触发了武昌起义的猝然爆发。在此情形下，星星之火的迅速燎原，其实是长期密布干柴的必然后果。因此，关于武装斗争在辛亥革命中的总体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革命派热衷于运用军事手段直接打击清廷统治，但是效果不佳。孙中山尤其积极于此。但正如吴玉章所说：“他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这些起义多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规模一般很小，缺乏周密安排，没有群众援助，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１９１１年４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算是规模较大、精心组织的，但是很快失败。同盟会遭此打击，已失去活动能力。孙中山虽然在海外继续筹款，试图再举，但实际上已脱离了同盟会的领导岗位。“黄兴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宋教仁在上海搞了个同盟会中部总部，其实是一种分裂组织的独立行为。

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军开展了阳夏保卫战。这次战役实际上以革命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因而也未能直接给予清廷以致命的一击。但它在几十天内牵制住精锐的清军主力，使其无暇他顾，为全国其他省份的政局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短短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纷纷宣布独立，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这既是武昌首义的感召，更是长久以来，专制不得人心，民心（包括一部分清廷官员）已然思变的必然反映。以江苏省城苏州的情形为例，民军５０人从上海到苏州，与江苏新军中的革命派会合。立宪派士绅先做通巡抚程德全的工作。当新军士兵见到他时，他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其和平过渡的情形如报道所说：“昨夜占领时，居民皆未得知，迨晨起起视，则已白旗高悬，满城皆新气象矣。”程德全也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江苏都督。民众兴高采烈地接受新政权，“各学堂闻信后，皆拍手唱歌，停课三天”。也许是考虑到太没有“革命”的气氛，程德全派人用竹竿挑落了巡抚衙门大堂屋顶的几片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

（五）政治博弈，谈判妥协，打破僵局，是辛亥革命的完成手段

辛亥革命最终的政治结局是“谈”出来的，而非“打”出来的，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革命派、立宪派、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派、北洋集团、清廷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保护。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组成，就是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体。同盟会会员任总长的只有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汤寿潜分任实业总长、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程德全是清廷的封疆大吏，曾参与立宪活动，海军总长黄钟英是清军起义将领，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清廷财政大员，司法总长伍廷芳久任清廷外交使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际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虽然南京方面“北伐”的声浪不减，但是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孙中山等实际谋划的还是通过南北“议和”解决问题。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军事上可一战，但无必胜把握；财政非常吃紧，唯一的优势是在政治方面。基于此，孙中山积极推进“议和”，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当时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吴玉章说：“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在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在名义上代表的是清廷的立场，但实际上他并非将清廷权贵集团的利益诉求放在首位，而是更多地考虑了北洋集团的自身利益，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实际照顾到立宪派的政治目标。因为，就立宪本身来说，清廷内部已是呼声一片，民间的立宪派与朝廷内的开明官员共同语言很多。这时，南北双方打不打到底，或者谈不谈得成，其实已经与清廷的垮台、专制政治制度的灭亡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了。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这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所谓南北“议和”，只不过是在为清廷的垮台、专制政治制度的灭亡寻求一种各方（革命派、立宪派、北洋集团、清廷中的开明分子以及最顽固的皇族集团）都能接受的方式而已。

南北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了清政府（实即君主专制政体）“退位”的条件，即清帝“逊位”，尊号保留；日常开销费用由中华民国支付；宗庙陵寝及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对皇族后裔亦有优待。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廷颁布皇帝退位诏书，承认政体的“新旧代谢”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两千年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这退位诏书是由革命党人胡汉民嘱立宪派首脑人物张謇起草，经清廷要员唐绍仪转袁世凯发表的，各方意志均得到体现。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加入的内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非常不满，但为了大局，他还是表示了认可。

（六）历史合力中政治强势集团的行动，决定了辛亥革命结局的具体面相

１８９０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提出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的利益集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立宪派、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派、把持最高权力的清廷皇族集团，以及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集团。这些势力间相互作用的“合力”，铸造了１９１２年的历史结局。

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三民主义”的大旗，以坚定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引领着辛亥革命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武昌首义后，他们审时度势，在不放弃军事斗争手段、不放弃基本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从推动大局进展出发，与各方势力积极斡旋，达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共识。

资产阶级立宪派拥有宽厚的民众基础和地方势力，长期与清政府保持既斗争又妥协的复杂关系，和清廷官僚集团中的开明派颇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因此较之革命派，更具人脉关系和从政经验方面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武昌首义后各地动荡的局面中往往能够把握更多的机会，实际掌握地方政权。

清廷官僚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僚，过去不为学界所注意，起码不被认为是一股政治力量。其实这一群体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正是他们在革命爆发之际的反戈一击，促成了旧政权、旧制度短时间内的土崩瓦解。黎元洪、程德全可视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在新政权里，程德全出任内务总长，其实是实至名归，而非他个人的“投机”，也不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被蒙蔽”。１９１１年春，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在政治上持开明态度，支持立宪派活动，与张謇等人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武昌首义发生后，他评价革命党人的举义乃“内由于政治改革之观念，外由于世界潮流之刺激”。几天后，他托付张謇为自己起草奏稿，请求朝廷改组亲贵内阁，“提前颁布宪法，与天下更始”。１１月３日夜，在民军的督促下，程德全宣布江苏脱离清廷统治独立。为了表明自己决然的政治态度，他带头剪去发辫，又集中销毁院司的各种印信，以示与旧制度的决裂。１１月１４日，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提议“恳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表现出与革命派团结合作的积极态度。辛亥年间，各地迅速“光复”，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与大批程德全式的前清廷官员“反正”有直接关系。这一股力量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的。

把持最高权力的清廷皇族集团，出于一己私利，昧于世界大势，屡屡丧失“自改革”的历史机遇，虽然也被动表现出一些改革姿态，但终究不为民众所认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下，被迫接受和平的“逊位”方案，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算是识时务者的明智选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集团。从基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看，他们大致可归于清廷统治集团中赞同立宪的开明官僚一类。但是，这个集团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军事方面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因此，在辛亥前后波谲云诡的政局中处于特别醒目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世凯的地位是清廷权贵集团逼出来的。１９０８年秋，宣统皇帝即位，其父载沣摄政，第一件事就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就袁世凯而论，不管从道德层面如何评价，他是辛亥时期头号政治强势人物，是毫无疑问的。其一，他手上有一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力量。北洋军上下，“只知有渊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其二，他多年官场沉浮，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明权术。其三，他与列强尤其是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关系密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其四，袁世凯比较开明的政治态度，在革命派和立宪派心目中都树立了较好的形象。而且，他本人与不少立宪派领袖人物如张謇等过往亲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他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地位，势必发挥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就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论，可认为是清廷大员里赞同立宪的开明派。“清末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袁世凯无不置身其中，博取时望，捞取了雄厚的政治本钱”。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被孙中山等革命派和张謇等立宪派认可为新政权的首脑人选。如此说来，将袁世凯简单地视为野心家、阴谋家，是低估了辛亥时期政治家们的眼光和见识。

孙中山从结束动荡、终结专制、建立民国的大局考虑，多次表示，袁世凯是合适的大总统人选。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他致电民国军政府：“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回国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当天他就致电袁世凯，称“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自己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３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盖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员发表讲话，针对质疑，解释同意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原因：“当南北统一之顷，余即推荐袁大总统，因平日甚慕其为人”；“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

袁世凯后来被史学家严厉批判，人民愤然唾弃，是因为他１９１６年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复辟”。对此如何评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仅就这短命的“复辟”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政治功绩稍作议论。

作为普遍的世界近代政治潮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体方向是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成熟、健康的民主共和的新型政治体制。但具体到各个国家，其过程千差万别，而且都曲折反复。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６４２年内战始到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经过近５０年的动荡反复，才推翻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典型”、“彻底”著称。恩格斯称法国革命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这一过程从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革命爆发算起，也历经五年。对比英、法两国，辛亥革命就不应因为其后发生短暂的袁世凯“复辟”而被视为“不彻底”、“失败”。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民主政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袁世凯也好，张勋也好，“复辟”闹剧无不草草收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辛亥革命以其伟大的政治成功而彪炳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