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对策（2）

五是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近年来，虽然我国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不断增加，并且粮价有一定程度上涨，但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机、化肥、石油等价格快速上涨，粮食流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利益仍然偏低。加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季节性和区域性紧缺，一些地区出现粮食生产“兼业化”和“副业化”的趋势。就地方政府而言，粮食生产搞得越好，地方财政负担也就越重，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主动性难以持续。［3］

六是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粮食产需缺口空间较小，并存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据统计，2000～2005年世界大米储备创下新低，比2001年降低50%，降至20多年来最低点。2008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降至4.05亿吨，是25年来最低储备水平。尤其是受全球人口、耕地、水资源约束以及气候异常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粮食供求将长期趋于偏紧状态。我国粮食产需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5%，是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两倍，如果大量进口会推动粮价的上涨，引发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既会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又不利于争取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二、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不强

国家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贯穿于粮食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物流仓储能力、粮油加工能力、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抗风险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等，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具体看，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偏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偏弱。我国耕地整体质量不高，中低产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3。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特别是农田水利工程存在老化失修、建设不足等问题。大型灌区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不足50%，大型灌溉排水泵站老化破坏率达75%左右。农业经营规模偏小，户均耕地面积仅为0.4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专业化水平低。2011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达5166公斤/公顷，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同时，国内不同地区的单产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作物亩产相差超过50公斤。此外，我国每年仅在粮食收割环节的浪费量就超过2000万吨。

二是物流仓储能力不足。目前，全国85%的粮食采用的是传统包粮运输方式，装卸自动化水平低，运输方式落后，由此导致粮食物流成本高，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左右。由于运输装卸方式落后，每年损失粮食800万吨左右。我国实行三级粮食储备制度，即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和农户自储。政府仓储设施不能适应散粮装卸的需要，现有完好仓容中，只有11%是适合粮食散装散卸的立筒仓、浅圆仓。农户的粮食储存量超过储存总量的50%，粮食损失量约为0.2亿吨/年，全国平均损失率达8%;由于库房部分老化且储粮条件较差，造成在储存环节粮食损失率达到约5%。［4］在粮食流通环节，我国每年跨省粮食流通量为1亿吨以上，粮食物流设施落后且物流方式单一，造成流通环节的粮食损耗严重。

三是粮油加工能力不足。粮油加工主要依赖规模扩张，存在产能结构性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成品粮过度加工等问题。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企业为8546个，比2009年减少33%。同时，粮油加工企业的用水、用电、用煤量较大，能耗较高，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

四是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不强。农业科技进步较慢、支撑能力不强。世界每万农业经济活动人口所拥有的农业科研人员为140人，我国还不到80人。201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3.5%，其中的东、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为58.3%、52.3%、46.04%和59.3%，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农业机械综合运用率为54.5%，与农业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此外，种业市场份额逐步被外国企业挤占，除杂交水稻外，基本没有定价权。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落后，科技应用能力较弱。很多地区仍采取漫灌措施，灌溉利用效率不到40%，不及农业发达国家的一半;肥料利用效率不到3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20%;农药利用效率也不到30%。

五是抗风险能力较弱。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201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作物受灾范围最小的年份，但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仍达20%。2011年有效灌溉面积刚刚超过50%，接近一半基本靠天吃饭。除了自然风险，粮食产业还面临市场风险。从国内看，2004年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引发粮食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增大。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增强。此外，我国粮食期货与保险市场发育不健全，功能较弱，难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六是宏观调控能力较弱。目前，我国的宏观管理机制还不适应国家粮食安全的新要求，国家对粮食平衡区和主销区激励与约束不足，削弱了两地增强粮食综合保障能力的动力。调控的目标指向不够明晰，涉粮补贴政策不完善，难以权衡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与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的矛盾。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扭曲效应加剧，针对不同区域和粮食品种调控的有效性不足，政策实施的道德风险增高，进一步放大了粮食供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