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

“我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仔细看了几遍，没有看到‘文化产业’四个字，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有些迷惘和担心。后来看到决定全文后，豁然开朗，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充满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谈起了三中全会后的“心理波动”。

像章建刚一样，许多文化产业界人士都有这样的心理变化。大家认为，2万多字的决定全文，虽然谈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容只有1000多字，但分量很重，把文化纳入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可谓“字字珠玑”、“针针见血”。

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

决定 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

“我们公司从2001年成立到现在投资了180多家企业，和文化相关的有30多家。分析这30家的构成，大多集中在新媒体和新兴经济领域，传统的广电出版等企业只有五六个。”君联资本投资总监邵振兴透露，在资本进入传统文化产业领域时，尤其是要和国有文化企业打交道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有地域和行政的分割，有主管机构的分割。

“文化产业并购中，民营文化企业并购十分活跃，而国有文化企业相对滞后。”据新元文智投资公司总经理刘德良统计，2012年度文化产业共有96个并购案例，涉及国有文化企业的却只有15起，“国有文化企业并购进展较为缓慢，与国有文化产业在产业中的规模和地位十分不相称，另一方面也表明国有文化企业在并购整合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

如何激发国有文化企业的活力？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认为有两个实现途径，一方面，从中央层面要加快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理顺机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在这方面北京就为全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实现跨行业、跨地域、跨所有制，还有跨媒介的资源组合，在全方位、大范围内配置资源。

“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观念应有变化，不再纠结于文化的特殊性，不能让意识形态成为不开放、不发展、不改革的借口和挡箭牌。”北京京都文化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王长利说，文化的内容标准和市场要求并不冲突，“叫好”和“叫座”也并不矛盾。无论是国内外演出，场次和票房当然不是判断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但肯定是重要的标准，因为代表着人民群众在市场上的投票选择，所以，话语权和主导权取决于市场份额的大小。

“从特殊管理股制度，到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从混业经营，到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这些新的提法，是下一步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洪生认为，这些新的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也是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