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论纲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其广义内涵；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其核心要素。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系统包含了体制内动力和体制外动力，内外动力源之间所形成的有效张力会持续推动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正义、政治体系稳定的三维发展取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研究

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政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是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在发展的时空上，即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处于不同地域的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也体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即由于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上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是不同的，起点的不同也决定了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可以说，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其政治社会生活状况和历史经验基础上所选择的政治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中国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赢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于破解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整体性问题和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廓清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属性和理论特质，力图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内在逻辑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实践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

( 一) 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内涵

“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的现实过程，但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常常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要指政治的民主化和西方化。尽管一些学者也强调尊重不同国家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权利，但不同发展道路的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种面向： 一是将政治发展描述为政治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如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374。二是把政治发展设定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运动过程，它强调后发国家政治发展是要通过政治制度化来实现政治体系结构的稳定和有序。如亨廷顿认为只有从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方面来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避免政治衰败( political decay) 的发生。尽管伴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涌现出政治转型研究、比较民主化研究、后威权主义研究、新制度主义研究等新兴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仍然把“政治发展”概念置于西方的标准之下，强调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程度，缺乏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客观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认为，政治发展不仅能够为消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过时的旧的政治因素和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能，而且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创造政治条件。一般而言，政治发展在形式上意味着一种政治结构和功能持续变化的过程； 在内容上意味着政治系统内部的分化与变革； 在价值上意味着向更好更理想的目标的趋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政治社会生活形态和政治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它涉及政治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学者们在政治发展概念内涵的理解上不尽相同，但是在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识： 1) 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法律、军事、行政、科学等，都要与政治领域相分离，这些部门的任务由自立的、专门化的下属机关去执行，科层组织更加精密、复杂和更有纪律性”［2］63。2) 政治发展意味着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破除了政治权威所笼罩的“神”的光环，实现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人们往往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原则和‘超凡魅力’而是以政府的实际作为来评价政治权威”［3］32。3) 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转变”［4］25，必然会促进公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增加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力。政治发展既不等同于政治变迁，也有别于政治现代化。政治变迁并不涉及政治转变的方向性问题，如果政治变迁的结果是好的，那么这种变迁意味着政治发展，反之则是政治衰退。而政治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政治而言的一个政治发展概念，政治现代化的外延小于政治发展。

( 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本质内涵的理论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与西方学者的“政治发展”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为目标，既强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也表明其目标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和民主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概念，它涉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既有如何扩大人民民主的问题，又有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 既有如何发展基层民主的问题，又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问题，形成了多层次的框架结构。从广义上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其具体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前提，通过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过程。

从其内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质的规定。在对人民民主概念的界说中，其核心要义是“人民的权力、统治和治理”，它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质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一方面强调民主的阶级性，认为政治民主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揭示了民主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把民主同人类解放结合起来，认为民主的最高阶段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是规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总体性范畴，对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终极关怀是“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超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占有制的否定是“人民民主”超越性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以对物的不平等深化了人们之间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社会主义以公有制来改变人对物的依赖性，也就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存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人与人之间彼此协作的方式来实现其对自然的自由的目的，旨在以社会总体自由能力的不断拓展方式来逐渐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不平等。”［5］65 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是以普遍平等和自由为内在本质规定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性中获得的。“人民民主”超越性所包含的内容和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社会民主和人类解放，而资本主义民主超越性的表现是政治解放，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实践政治民主是政治解放的体现。然而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根本上讲，这种解放还没有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完全还给人自己”［6］230。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就是要通过在经济领域中实现平等来实现民主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的扩展，实现“自由人”为主体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否定私有制这一人与人之间物化关系的基础，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关系，以摆脱“对人的从属关系”和“对物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人民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必然要把每一位社会成员视为社会的主人，维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和切身利益，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在政治议程和公共决策中的民主权利，关怀每一位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质的规定这一界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要素。“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7］5 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与西方政党是不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先有国家和宪法框架，在国家和宪法框架内政党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先有政党，在政党的领导下建立国家以及宪法框架。二者之间的这种历史差异性，对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以及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一方面要塑造政治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要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 另一方面还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公众有限度地整合进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以有限渐进的政治参与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还要协调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减少社会冲突公开化的可能性，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

从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来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逻辑关联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民当家做主意味着人民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管理，广泛性的公共参与对参与的有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执政党为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经济改革释放的社会力量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社会格局，被释放的社会力量需要一个有序化的平台参与到政治社会生活中来，而能够提供这种有秩序的政治参与的组织只有中国共产党。其次，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自觉的意识和行动，但由于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为落后，人民的利益格局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势必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和团结人民争取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恰恰适应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最后，从执政党自身发展和建设来看，它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发展人民民主的行动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不仅提高了党的组织化水平和适应性，而且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着人民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战略，是立足于把实现政治系统稳定和政治民主化有机统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认识上的。正如有学者对此的评论： “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8］85概言之，坚持党的领导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是坚持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要素。

第三，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现代法治的本质要求，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客观的法律代替了人的主观随意性而成为国家最高的理性的权威。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完备的社会。“任何现代法治都意味着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对权力滥用的制约，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平等保护；意味着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公共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等。”［9］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法制建设，颁布制定了五四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停滞和倒退，那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至关重要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届领导集体极力倡导“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146。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依法治国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