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国际政治原则（2）

　四、天下应该“定于一”吗？

世界上既然存在着众多人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多个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解决冲突大致有两种进路。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通过平等谈判，一是整个世界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由这个政治体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公正裁判。儒家虽然倾向于前一种选择，但清醒地不排除后一种选择。最著名的就是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面对梁襄王“怎样解决和安定世界上的诸多纠纷”的问题时，孟子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这个“一”，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一”，即政治统一，在世界上有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力机构，它能裁定冲突各方的是非曲直。

那么，这是一种唯一的进路吗？另一种进路，即冲突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否也可以完全解决冲突呢？实际上，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经济学虽然强调平等谈判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但早已有“市场失灵”这个概念，其哲学含义是，两人之间的平等谈判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达成一致。由于存在外部侵害问题，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质，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平等的谈判可能会失败。在出现纠纷的场合，谈判也经常会失败。所以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成功的社会，都有公共机构对纠纷进行判决，并强制性执行。

这样的逻辑并不会在世界层次失灵。如果两个国家出现纠纷，也并不一定全都能通过谈判解决。至少有文字记载的世界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经常采用战争方式来解决纠纷。孟子生活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国家间的连年征战。他从对基本人性的思考开始，得出只有“定于一”才能最终消灭“用武力解决纠纷”的结论，应是经得住考验的，具有永恒意义。直到今天，世界仍在为国家间的军事力量的竞赛和对抗所困扰，人类仍然生活在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的阴影之下，“定于一”，即世界的政治统一仍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操作的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定于一”，而在于“怎样定于一”，和“谁能一之”。孟子的答案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与儒家的“天下文明”的理想相一致。不喜欢杀人又能够实现政治统一，即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统一的方法不是战争。而只有在世界上推行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制度结构，才能使全世界的人都获得福利、公正和尊严，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这一政治统一。在这里，“不嗜杀人者”不是指一个或一群人，而是指遵循仁义道德文化原则的任何人；也是在说，这样一个政治统一是以仁义道德为原则的，也就是儒家理想的文明的天下。

在西方，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比较经典的是康德的《论永久和平》。文中，他认为只有通过战争，而不是道德的提升，才能形成一个公正的互相制衡的民族国家权利结构，最终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至多，这个权利结构并不是一个平面，而可能由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中心”的“伟大的各民族联盟”。即使出现过有关世界政府的设想，也从来无法想象，如果不凭借武力，将如何实现政治统一。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结构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为国家间的平等谈判提供了一个制度环境，使得更多的纠纷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其实，儒家主张的“定于一”的解决方法，即靠一个公权力机构裁决国家间纠纷的方法，与平等谈判的方法并不冲突。按照儒家的一贯主张，即强调“自然秩序”，强调“一之”之人是“不嗜杀人者”，即是在说，平等谈判是应优先选择的手段，公权力裁决只是平等谈判失败后的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五、如何确定现实的国家对外关系准则？

虽然儒家有“天下文明”的理想，但同时也面对现实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儒家既有着超越的文化价值，又寄寓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问，根据儒家的文化价值，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准则是什么，儒家将如何回答呢？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既是一个天下之中有着既定边界和人民的政治体，又有可能是走向“天下文明”的起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实行在人与人之间实行的仁义道德。这包括诚信、谦让、尊重和怜惜别国人民的财产与生命。这些主张最初主要体现在《春秋》对当时国际事件的褒贬中。如比较著名的“退避三舍”的故事；楚庄王战胜郑国，而不夺走郑国的土地的故事；还有一次楚国包围宋国城池时，楚国大夫司马子反发现城内已“易子相食”，则劝楚王退兵，也被称为“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一国相食”。这种传统在后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王朝中得到了继承。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丽国王去世之机发兵①，宋代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

这种遵循道德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一般而言会给实行一方的国家带来好处，可以获得更为和睦的国家间关系，甚至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和拥戴。这又会使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向其他国家传播，推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如春秋五霸不仅因国家实力，而且由道德感召力而称霸。这正说明，“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着现实的、可操作的一面。在其后中国出现的后帝国体制，如汉、唐、宋、明、清，虽然领土广阔、国家强大，但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却是不成比例地小，被后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如唐朝本身的军队很少，更多地依赖于少数民族的武装。这是因为这些后帝国主要奉行了儒家的国家间的道德准则。

国家有大有小，较大国家因其较强实力倾向于扩张和欺凌较小国家。但是按照仁义道德原则，大国就不应该恃强凌弱。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这符合儒家的国家间关系要遵循道德的一般原则，也给出了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建议。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会因自己在物质和武力上的优势而膨胀，不能平等对待甚至欺凌弱小者；但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使社会、包括他自己失去一个有道德准则的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同样，一个大国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忘乎所以，穷兵黩武，四处侵略，最后耗尽国力，激起周边国家的仇恨和反抗，最后导致帝国的垮台。

因此，儒家的仁义道德原则对于大国有着特殊要求，即应该有平衡其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的道德能力。《吕氏春秋》中的一篇文章叫《慎大》，开篇就说，“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其中讲了一个赵襄子的故事。赵襄子一天上午攻下两座城池，却面有忧色，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很直接地担忧自己的道德能力赶不上军事能力。所以孔子听说后称赞说，“赵氏其昌乎？”所谓“慎大”，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都是在强调，大国的民众及其领导人要修炼心性、提升道德，才能尊重小国，也才能维护大国的长久昌盛。当然，儒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国家昌盛，而是天下一之。“慎大”的大国，“以大事小”的大国，如果再有道德自觉，就会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道德核心力量。

　六、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

一般而言，儒家在坚持仁义道德原则上并不区分国内还是国外。因为在儒家的概念中，“国”是一个比“天下”弱得多的概念，而天下本身就包含着仁义道德之义。然而在现实中，天下被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对在其他国家中发生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儒家应怎样做呢？

首先，对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加以贬抑。既然儒家坚持最高的天道，任何人间的事务都要用天道来衡量。这比较经典地体现在《春秋》中。蒋庆说：“按照《春秋》义法，成周可新，天子可贬，诸侯可退，大夫可讨。”既然天子违反天道都可以贬斥，各诸侯国出现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更可斥责。因为仁义道德没有国界。

那么，对于其他国家出现的违背天道之事是否要采取行动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该国政治统治集团所为，就首先要期待这个政府依据天道去处理此事；如果该国政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它本身就是违反天道的主角，还要期待天子的处理。如果还不存在一个天子，或者天子本身也昏庸无道，无法履行职责，别的诸侯国可代行征伐。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不是常规的制度，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所以“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在春秋时期，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一个合法的君主被杀，一个无道君主暴虐，一个君主无理杀害大臣，等等，都可能招致别国的行动。如卫国的州吁弑君，后被卫国的大臣石碏借陈国杀了，同时也杀了他自己与州吁同谋的儿子石厚，被称为“大义灭亲”。如果君主以至天子无道，一国诸侯也可征伐，最著名的莫过汤武革命。在当时，成汤或周武王都只是天下中的一国之君，但当天子违背了仁义道德，不能再履行天子的职责时，成汤周武就有权利替天行道。另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打楚国，替父报仇的故事。这在儒家看来也是正义的。“子胥之父无罪被楚平王所杀，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滥刑与政治上的暴虐，楚平王已经是一无道义之君，伍子胥与楚平王之间的君臣关系……已自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伍子胥面对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仇人，……为父亲报仇已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当然，对于在别国发生的违反天道的事情，即使采取干预行动，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征讨别国乃至天下的无道之君是替天行道，但究竟是动用了武力。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的生命的损失，而且这种手段本身也为儒家所贬抑。所以孔子评论武王伐纣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所谓“未尽善”，就是指动用了武力。有人据此而问王阳明，如果文王在，将会如何做？王阳明回答说：“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总体而言，儒家是正心诚意，以别国人民或天下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或国际问题时，不应出于自己一国的利益，而是要为别国人民和天下人民着想，以此决定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