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国际政治原则（3）

　七、如何对待宗教冲突？

儒家是一种文化传统，它与其他文化传统有着竞争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传统存在紧张关系。如孔子曾说，对背叛儒家原则的人“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对于其他宗教，儒家也有不少批判。如韩愈的《论佛骨表》，即反对皇帝迎佛骨入宫供奉。

然而，儒家对其他宗教或文化传统，一般只限于口头上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只是批判其过分的

地方，如韩愈只是反对皇帝过分崇尚佛教，并不反对老百姓信佛，也不反对皇帝一般地信佛。比起世界上许多其他宗教来，儒家对待其他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最温和的，远远没有达到要利用政治强力禁止其他宗教或文化传统的程度，更不会强迫改宗。因此马克斯·韦伯说，儒教“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

儒家的宽容部分地来源于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特殊形式。一般的宗教具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有有形的组织，靠向信徒募捐聚集资源，以及有比较成熟的宗教仪式以及相应的场所。儒家则不同，神秘主义成分较少，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专门的宗教组织。儒家的文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寺庙或教堂，只是为知识分子所设立，儒家的另一个组织形式是书院，只是一种学习组织。儒家的“商业模式”也很不同，主要是向家族和国家筹资。对于前者，采取家族祠堂的形式；对于后者，采用科举制的形式。因而，儒家与其他宗教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相对而言也更宽容。

所以，虽说自汉以后儒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但一直并没有排斥其他宗教的传播。佛教的传播就是一个明证。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摩尼教，也都在中国有过自由的传播。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有些宗教还在某些时候占据主导地位，如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都有着很高的地位。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也是非常崇尚佛教的。朱熹等当时大儒，也是最先受到佛教熏陶的。所以在宋儒革命时，他们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资源融入儒学。

清代发生的礼仪之争，是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直接冲突，也就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哪一种文化传统更为排他，哪一种更为宽容。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多明我会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不应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并向罗马教廷控告。１７０４年，罗马教皇发出禁令，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才下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综观整个事件，是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提出，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即不能再信其他宗教，也不能崇拜其他偶像；而儒家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即如果信儒家的话，就不能再信其他宗教。进一步，罗马教廷又把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升格为偶像崇拜加以禁止。孰宽孰严，一目了然。

儒家传统的这种特点，不仅减少了它自身与其他宗教之间冲突的可能，而且可能为其他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文化缓冲或沟通的中介，为解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提供帮助。

　　八、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和冲突，国家间使用武力应遵循何种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儒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要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和冲突，要“克已复礼”，要“和为贵”。这在国家间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别人或他国的挑衅和侵犯，不得不加以面对，也要采取恰当的对策。

第一个层次是保卫自己。儒家当然主张要用武力去抵抗入侵，保护华夏文明。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即不教民众保卫自己的战争技术，就相当于抛弃民众。孔子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论语·宪问》）意思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用武力保卫了华夏诸国，也就保卫了华夏文明。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儒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

在第二个层次上，儒家也是非常注意要慎重地使用武力，而不能滥用武力。这里包含了对使用武力的负面结果的深刻认识。武力只是一个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孔子盛赞管仲的仁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儒家在这一方面与道家相同。一方面，轻易用兵，则要牺牲百姓，耗费国力；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武力也能达到攘夷的目的，就更为值得称道。

这也会引出儒家解决与别国冲突的第三个层次，即通过与他们的互动，最终影响和引导他们走向和平共处、共同遵循仁义道德规范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用武力打败敌国，也不能达到儒家的最终目的———“以德服人”。从长远看，儒家的目的是扩展仁义道德的领域，不仅自己与邻国共享和平，还能向天下文明的目标迈进。

这样的基本原则，一直贯穿于从汉到清的重要朝代之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如在汉朝时，匈奴经常因风雪导致牲畜死亡，而侵掠中原内地。如汉初文景时期，汉文帝说，“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所以采取和亲政策。于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

唐太宗被认为是英勇善战的开国帝王，但《贞观政要·论征伐》记录了不少他拒绝用兵的事例。如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所以“竟不讨之”。如此类似的事例还有若干。

即使是被认为是正当的征伐，也要遵循基本的礼义原则。如不在敌国内乱或发丧时进攻。汉宣帝时匈奴大乱，有人提议乘机出兵匈奴，御史大夫萧望之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反而建议派使者慰问。认为这样做将会使“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另一个唐朝的故事是说，“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正值“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有人建议乘机袭之。侯君集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于是按兵不动，待葬礼结束后，再进军攻击。

反观西方世界，基本上没有类似儒家的主张。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发现邻国发展军备对本国有重大威胁，甚至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就如同今天以色列和美国为了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一样。更进一步，西方的相关理论还认为，“为了帝国的荣誉”，进行征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战争也是正当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决定了西方世界更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国家间或民族间争端。

与西方相比较，儒家这种尽量少用武力的主张，也可能导致疏于军备，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讨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军事劣势时强烈感受到的。然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由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历史的结果。由于中国的统一和较周边国家的强大，使得中国可能以较少的军事力量维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较少改进武器的压力。所以当近代与奉行西方传统的国家经过武力竞争涌现出的佼佼者相比，显然要处于劣势。但也正是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从曾国藩到张之洞，依据儒家要保卫华夏文明的基本原则，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与儒家的原则毫无冲突。

　九、“天下文明”的现代意义

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军事上强大（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由于经近代以来历次的批儒反孔，儒家传统，包括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已经丧失。反之，中国为了救亡，开始遵循以西方传统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基本上接受了在这之后的基本原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在早期，中国贫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和影响，所以在对待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和冲突时，采取向后推的策略，如邓小平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对待重大国际问题，也可以“不干涉内政”为遁词。然而当中国已经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时，这些做法就不适宜了。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与周边国家的纠纷，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南海问题。这一问题到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中国依据现代的国际秩序原则，主张对南海海域及相关岛屿的主权。但这一主权申张却又缺少现代国际条约的保证，或者说缺少周边国家的承认。中国可以依照西方列强曾经的方式，用强力维护和申张自己的主权主张。但这样一来，中国就与南海周边国家处于紧张对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大国，如美国和日本就有理由介入到这一争端中。这不仅不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不义的境地，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另一方面，面对２０１１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国似乎也没有一个以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应对原则。这就使得中国的立场左右摇摆。在联合国表决设立利比亚禁飞区时，中国投弃权票；而在有关叙利亚议案的表决时，却又投出了反对票。虽然中国强调和平解决这些国家的国内问题有其合理性，但似乎缺少坚实的价值观作为支撑，也缺少相应的操作手段，因而并不能成为一种主导选择。这些中东北非国家虽然推翻了专制政权，但又陷入动荡。至少可以说，革命的代价太大。中国立场的左右摇摆，固然与中国的国内制度还缺少正义价值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继承“天下文明”的文化传统有关。

对于那些国内存在问题的国家，中国一方面应该在观念上加以讨论，批判以损害民众利益为代价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民众，同时又要建议这一转变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维护该国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繁荣。在该国出现政治动荡时，中国首先要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该国采取和平的干预；只有在该国合法政府的邀请时，或者由该国人民投票邀请时，才能通过联合国出兵干预。即使在该国的政治条件下，民众无法真正举行投票，也可以请在海外的该国公民举行投票，来决定联合国是否武力干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中国才应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包括该国政府和人民的邀请，联合国的同意，对该国动用武力。总之，中国对于一个国家事务的介入，首先应以该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以决定中国的行动。

用天下文明的价值来评价，对于南海问题，中国既要作为领土纠纷的一方，以充足的证据和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又要超越当下利益，以“天下”的视野考虑问题。首先应正心诚意地思考，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哪里；能否采取一种既坚持合理的主权，又考虑其他方的立场和利益的态度？即使我们认为，南海应该像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全部归中国所有，也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既保卫了中国的主权，又让其他国家心服口服。总而言之，中国应该采取一种相关各方都能受益的立场与方案，而不能凭借武力来实现谈判桌上所实现不了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最高目标，并不只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还应是通过在国家间关系中奉行道德原则，并逐渐形成一种公正且和平的国际规则，进而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复兴儒家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并加以讨论和传播，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有关世界规则的重要传统，并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规则的价值标准互动与竞争，最后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这样，人类社会终将实现天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