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二为”思想的当代演进与理论思考 （3）

从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看，它强调的不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更注重文化“先进性”的彰显。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直至“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文化建设主流价值观的思考从未停滞，党始终坚持最高价值理想和正确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了本民族及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引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凸显自身文化的先进性，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向纵深发展，才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出无疑从指导思想层面实现了对“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理论升华。

从先进文化的具体内容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先进性角度出发，将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进行辩证整合和现实创生，强调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结合、主旋律与多样化的有机融通，进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出具有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界定，丰富了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实现了对以往文化发展战略的理性超越。

第三，胡锦涛“和谐文化”思想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出发，拓展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的文化胸襟。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新的世纪带给人们新的希望，也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矛盾，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认识到，社会思潮越是多元化，就越需要有统一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概念。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5]和谐文化思想的提出首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我国民族文化躯体中有悠久的尚“和”传统，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中庸之道的召唤下，芸芸众生始终在人伦文化的世俗情感氛围中寻求和体味着独特的“中和”之美。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些着眼于民族本体的文化建设思想正是以“和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谐文化的提出不仅使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更好彰显，也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建设方针向“中国特色”的民族本体层面进行了理论延展，丰富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建设方针的时代内涵。

在凸显文化建设民族性维度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着重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进而将“和谐性”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加以强调。事实上，“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仅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党强调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以消灭阶级对立、消除两极分化为最终目标，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使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容易协调和解决矛盾，进而达到更高程度的和谐。与偏重斗争性的“为政治服务”思想相比，和谐文化更注重矛盾的同一性，正因为看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病，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才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世界等积极主张。在和谐理念的观照下，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为指引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和消费理性的升华，体现出某种普世性的价值立场，展现了更加宽广的文化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