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洋：燃烧的生命（3）

用回报父母的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陈绍洋是个低调的人。但当他重病在床，住院短短一个月时间，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上千条短信和200多个祝福的爱心卡片。很多得到过他帮助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看望他，甚至他昔日的病人专程从美国、加拿大飞回来看他。

“按道理，一个麻醉医生跟患者的接触不是太多，患者能这么爱戴一名麻醉医生，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奇迹。”西京医院政治部主任马晓伟说。

只有待患者如亲人的人，才能得到患者如此的爱戴。

罗兰还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陈绍洋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手术台上的心得：“同样几种药，不同的人用反应就不同。就算同一个病人，药推得早晚、快慢都有不同的效果。”

罗兰笑他说：“不就是麻醉那点儿事嘛，你至于那么认真吗？”

陈绍洋突然放下饭碗，郑重其事地问：“罗兰，假如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们的父母，你还会这样说吗？”

罗兰愣住了。她深知陈绍洋心里的伤痛：学医刚成，年迈的父母就相继离世。如今，他这是在用回报父母的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呀。

“每次路上碰见他，我都苦笑着摆摆手说‘您先走’。”麻醉科护士长王雅丽说：“我从来跟不上他走路的速度，我理解他把时间都换算成了患者的生命。我有时跟他开玩笑，要不要给你买双溜冰鞋，好跑得更快一些？”

在他心中，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病人的身份、地位如何，手术是大是小，病情是轻是重。有时深更半夜，电话一来，他就像接到了发令枪的士兵一样冲出去。这样的场景，对罗兰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2009年寒冬的一个凌晨，一名来自商洛山区的两岁危重患儿，被送到医院急诊科。孩子气管被异物阻塞，面部发紫、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

刚回到家准备休息的陈绍洋，接到求援电话后赶紧一路小跑赶到急诊科。

孩子已经昏迷、急性心衰、肺水肿，病情危急。如果麻醉，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会出现心跳骤停；如果不麻醉，无法给手术医生救治机会，患儿就没有生的希望。

陈绍洋当机立断，精确用药，严密调控，经过麻醉科与耳鼻喉科通力合作，患儿终于得救。当孩子被抱出手术室时，孩子的爷爷哭着给陈绍洋和其他医生跪下了。

他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不到７点，陈绍洋又赶往了麻醉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中铁二十局公安处民警万月田，是目前亚洲肝肾胰联合移植手术唯一幸存者，也是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如今他最为感念的人就是陈绍洋。

2004年11月28日，万月田被确诊为糖尿病、尿毒症晚期、肝硬化晚期、肝肾功能衰竭，需要做肝、肾、胰联合移植才有希望。

“在我最灰心的时刻，陈教授每天都会来到我的病床前。他用最浅显易懂的话语，给我分析着手术和麻醉情况。由于他的南方口音比较重，当我听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俯下身子，一遍一遍，慢慢地给我讲解，直到我听懂为止。”万月田含着泪说。

手术前，陈绍洋在万月田耳边轻轻地说：“别担心，睡一觉就好了。”

两天后，当万月田从昏迷中醒来，他又一次看到了陈绍洋。陈绍洋兴奋地说：“老万，都挺好的，你没事了。”

事后，万月田才知道，自己这次手术能遇到陈教授，真是太幸运了。“这种手术世界上只做过5例，麻醉技术要求高，术后风险大。为了不出一点纰漏，即使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陈教授那段时间每天吃住在办公室，几乎没有合过眼。手术那天，从早上8点到次日凌晨，整整17个小时，陈教授和专家团队全程监护着我。”

手术后恢复期，陈绍洋几乎每天都去看万月田。

不仅仅对万月田这样的危重病人上心，所有经过陈绍洋麻醉的病人，他都始终坚持术前查房，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和各项指标，和病人悉心交流，打消病人的顾虑；术中全程监护，随时掌控哪怕一丁点病情的变化；术后随访，观察麻醉反应，交代注意事项，鼓励患者安心养病。

这一习惯，他同样坚持了30年，这在全国都很少见。在习惯的背后，是陈绍洋对生命的敬畏，对患者的大爱。他常说：“病人都希望我来麻醉，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对于病人，他从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

医院护工刘大姐的母亲凌晨3时突发急病，陈绍洋亲自到场麻醉；

一名来自河北邯郸的农民工因意外受重伤住院手术，他的妻子请求陈绍洋为丈夫麻醉。陈绍洋满口答应，并婉拒了他们的谢意；

在自己治疗神经性耳聋期间，听说有人煤气中毒，他冲上去口对口人工呼吸，病人得救了，他的耳聋却更严重了；

对患者用药，只要便宜药能解决问题就从不用贵药；

怕病人着凉，他总会在手术中轻轻地为病人盖上电温毯；

怕病人分心，推不掉的红包，他总会悄悄地打到病人的治疗费中……

陈绍洋对病人的好，在病人、同事、同行中有口皆碑。为了病人，他多次伤了爱人的心。

2008年6月12日，是陈绍洋和罗兰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罗兰提前订好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傍晚，当她兴冲冲地等待着陈绍洋时，却没想到陈绍洋一见面就对她说：“罗兰，我们今天不去了好吗？一位90多岁的老红军，病情危重，实在走不开呀。”罗兰生气地一脚油门把车开回车库，趴在方向盘上委屈地哭了。

“我想不通，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都比我重要？都比我们20年的感情重要？”当罗兰第二天向医院的几位老大姐诉苦时，她们竟没有一个人向着她说话。她们都说：“绍洋这样的好医生多难得呀。你可要把他照顾好了，要不然我们都不答应！”看着大姐们认真的样子，罗兰知道，绍洋已不仅仅属于自己和女儿，他是医生，属于千千万万的患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第四军医大学做出向陈绍洋学习的决定并准备宣传他的事迹时，一向处事低调的他说：“如果报道我，能让社会对医生这个职业更加理解，能够缓和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那么我愿意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