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

驱张之后湖南、以至中国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如何发展，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湖南人民为免遭兵祸要求自治，而取代张敬尧统治湖南的谭延闿等为稳定统治，则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欺骗人民。毛泽东抓住机遇，发动领导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他连续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等14篇文章，认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外强中干。大胆设想：各省立“国”，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达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这是毛泽东屡试“新村主义”未果后，把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一次试验。然而，这次企图通过和平请愿，实行人民制宪的斗争也遭到了失败。

期间，毛泽东还在长沙组织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实地调查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自尽的赵五贞事件，发起猛烈抨击封建的婚姻制度的斗争；他连续发表10篇文章，指出妇女的最终解放，必须扫荡万恶的旧社会。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智慧胆识、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探索正处在活跃状态，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还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曲折过程，时间是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至1920年11月。他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即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作者注）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是勇于实践的积极探索者，善于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经过一次次的剖析扬弃，终于抛弃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11月25日这一天，他给向警予等五位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着重谈了以下观点：一，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他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要一法。”二，只有取得政权，才能获得民主。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三，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理论指导。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他在稍后的一封给蔡和森等的信中强调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此时，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已经有了新的思考，他在《通信集》一封来信上加了一段重要按语：“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即“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在新民学会发展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0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对新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会议对新民学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两次分别是1920 年7月的巴黎蒙塔尔纪会议和1921年的长沙新年大会。蒙塔尔纪会议议定“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萧子升为首的温和派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对于这两派，毛泽东复信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同时，明确表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毛泽东和何叔衡商定于1921年元月1日至3日召开新年大会，着重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和目前如何着手等三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蒙塔尔纪会议和会员情况。经过讨论，会员们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至于采取何种方法，毛泽东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在发言中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对各种主义的深刻分析，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大会讨论十分热烈，表决时18个与会者中“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占三分之二。新年大会对于建党建团问题的直接讨论，在新民学会活动中是空前的。大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在毛泽东和蔡和森转领导下新民学会的性质已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一般的进步社团，发展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以后，学会的74个成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变为反共分子。　

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掀起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更加频繁，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同正在与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多次交谈。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曾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也谈了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同当时中国思想界两位巨人的再度会晤，受到了深刻影响和启发，与他们建立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联系，成了他第二次到北京、上海的巨大收获。

一、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夯实思想、组织基础。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后，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认为到要组织革命斗争，首先要推动新思潮的学习和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于是，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文化书社。由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他所说的新思想新文化，是指 “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即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9月9日文化书社开业时，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他们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与全国6、7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经营的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其中有《新俄国之研究》等译著、《劳动界》等刊物。文化书社的迅速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对湖南建党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新文化新思想将带来新希望的热切追求。文化书社社址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毛泽东建党建团及与省外党团组织进行联络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又是湖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