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2）

以色列的和解政策主要由鹰派、鸽派及宗教政党等的对巴政策、立场等构成：(一)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为主的鹰派，在巴以问题上坚持“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主张吞并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随着巴以局势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施压，沙龙的立场由硬趋软，尤其是2005年8月，沙龙政府的加沙单边撤离行动“使在争取和平道路上巴以双方冲突的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零和关系’：以色列要消灭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要赶走以色列；现在双方都接受了‘共存’理念，即在共存前提下，为己方争取最大的利益”。[3]但2005年12月沙龙因病退出政坛后，内塔尼亚胡成为鹰派又一位代表人物，提出“以安全换和平”的强硬和解原则，推行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决不妥协的强硬政策；(二)拉宾、佩雷斯、巴拉克、奥尔默特等工党与前进党领袖成为鸽派代表，在巴以问题上立场温和、务实，主张“以土地换和平”，不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其中，奥尔默特政府还破例将耶路撒冷问题纳入巴以和解议题，暗示以色列准备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作出让步，甚至担任巴以和谈以方高级谈判代表的利夫尼认为，确保以色列作为独立国家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部分土地；(三)在以色列政坛还活跃着沙斯党、圣经联合阵线和国家宗教党等三大宗教政党，宗教政党根深蒂固的“应许地”观念成为永久占领被占领土的合法依据，适应了右翼激进环境的需要，多数宗教党成员也成为鹰派阵营的卫士，更成为强固右翼阵营的重要力量。[4]尽管内塔尼亚胡新政府中宗教政党没有任何内阁席位，但其宗教、社会与政治影响力毋庸置疑，并对统一鹰派与鸽派的和解立场依然起到牵制作用。目前，以色列和解政策困境主要包括：l.以方不承认哈马斯是“和平伙伴”而拒绝与之展开和谈；2.不停建犹太居民点，尤其在东耶定居点扩建问题上决不妥协；3.巴以双方均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坚守各自谈判底线不松口，无法“重回谈判桌”。甚至在美国宣布给巴方提供40亿美元援助后，巴态度也无软化迹象。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内塔尼亚胡一直表示说愿意重返谈判桌，甚至呼吁阿巴斯“给和平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以方诚意只限于口头，缺乏实质性的行动。

二、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原因：耶路撒冷问题被政治化

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耶路撒冷问题被地区与国际势力程度不同地政治化则是关键，主要体现为：

(一)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冲突

宗教文化原典以“超出其特有的形而上语境而提供一种普遍的理念框架，根据这种框架，智力、情感及道德的广泛经验，才可以获得意义形式”[5]。《圣经》与《古兰经》，不仅成为三大宗教信仰群体的行动指南，还因不同教义诠释形成迥异的宗教话语体系。

就犹太人而言，1.由《旧约》“人神盟约”记载所生成的“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应许之地”的归属感等深植于犹太民族内心深处，并建构了犹太民族与“应许之地”的精神联系；2.意为“放逐”和“流散”的“加路特”最早出自《圣经》，特指上帝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不幸惩罚。但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和对律法的遵守就会获得救赎，历经“巴比伦之囚”的印证，加路特观念开始为犹太民众广为接受；3.锡安(Zion)系耶路撒冷的一座山，曾为古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因而《旧约》称锡安为犹太国被“外国侵吞”后仅存的一个地方，先知以赛亚预言“锡安必蒙救赎”，故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称锡安主义者。可见，由上帝选民、应许之地、加路特、回归锡安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形成犹太教的耶路撒冷话语体系，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认为：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上帝选定的“特殊子民”，对《圣经》记载的祖先居住的土地巴勒斯坦拥有历史权利，应在此建立一个纯粹犹太人国家。在以色列学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使犹太人的古老愿望与传统愿望变成了现实，这种愿望在19世纪无疑具有与救世主降临说那种梦想所不同的现代政治的社会形式。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是现代运动，但仍然包含了不少救世主降临说里所宣传的古老期待”[6]。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罔顾巴勒斯坦人上千年生息于此的事实，欲在消亡2400余年的犹太国土地上“复国”，但因其政治目的符合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而在世界犹太教徒甚至基督教徒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复国主义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也成为以色列官方的意识形态，以色列复国主义统治集团推行侵略扩张和种族主义政策，通过拒不执行联大决议、修建隔离墙、扩建犹太定居点等方式“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对以巴和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