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6）

耶路撒冷也被基督教奉为圣城的原因在于耶稣在此完成了由“人子→圣子”蜕变，耶稣临刑前走过的苦路、受刑地、最后晚餐室、耶稣墓地、圣墓教堂等，均是全世界基督教徒前来朝觐的圣迹所在。尽管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是人数最少的，但作为“圣城之子”的基督教徒同样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拥有不容剥夺的话语权，将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国际城市的建议是基督教界提出的，且此建议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2000年2月，巴勒斯坦与罗马教廷在梵蒂冈达成一项《教廷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本协定》称，“任何改变耶路撒冷独具的特点和地位的单方面的决定和行动，从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呼吁就耶城的地位问题制定一项国际上广泛一致的特殊法规。梵蒂冈与巴勒斯坦方面达成的主项协定，立即遭到以色列的强烈抗议，以方指责梵阻碍中东和谈。[30]2010年10月，中东各国天主教会主教应邀在梵蒂冈举行讨论会并发表公报，强调“(以色列)单方政策对那里所产生的危险后果，将造成那里信仰人群比例失调”；“求助于神学理论和圣书中上帝的语言为他们现代的政治目的服务，甚难为世人所接受”；“(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是以色列占领的结果”等，要求当地基督教徒“保持你们的居住权利，等待着其他人的回归家园”。梵蒂冈此举旨在维护梵蒂冈教廷对耶路撒冷圣城的政策，重申维护圣城宗教的特殊国际地位的立场。[31]从某种意义上讲，梵蒂冈与欧盟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相互策应的客观效应：据2009年5月12日“德国之声”网站发表题为“欧洲为何冷对以色列？”一文披露，欧盟对以色列的和解政策日益不满，明确要求以色列重新调整其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实行的封锁政策，如果以色列不想为中东冲突寻找公正的解决办法，则欧盟必须重新调整其与以色列的合作立场，重新审视欧以关系。2009年12月8日，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通过谈判寻求一条出路，以解决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以色列和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声明同时强调，“除非各方达成一致，否则欧盟将不会承认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1967年前划定边界的任何改变”。欧盟外长会议此次声明是国际社会继续对重启巴以和谈付出斡旋努力的又一实践，虽遭到以色列的谴责，却被巴方赞誉为这是“国际法的胜利”，巴过渡政府总理法耶兹高度评价了欧盟反对以色列企图吞并东耶路撒冷，要求以方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等问题上的立场。[32]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在美国务院发表讲话，呼吁以巴双方“以1967年战争前边界线为基础展开谈判”，从而为两国确立“安全并获得承认的边界”，美国总统首次明确“以1967年前边界线为基础”的表态，不仅赢得欧盟成员国官员赞赏，并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再次表明欧盟与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一致立场。[33]

事实上，美国历届政府的耶路撒冷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多具有摇摆性，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的，这与欧盟较为明确的耶路撒冷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虽然美欧都是中东“四方机制”成员，但却因立场分歧造成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在所难免，欧盟以援助巴勒斯坦项目等方式成为美国单边主义主导下的配角，相互较劲与拆台也是造成中东“四方机制”低效运作的又一原因。

总之，以上原因导致耶路撒冷圣城被政治化，引发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并派生出不相容和解模式，影响中东和平进程。

三、破解巴以和解政策困境：全球治理视域中的耶路撒冷问题

全球治理理论强调价值、规制、主体、客体及效果等核心要素，回答“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鉴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复杂性与难解性，目前已由宗教问题外溢为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进而衍化为国际危机。因此，将其纳入全球治理视域来探求破解巴以和解政策困境的应因举措，全球治理理论的阐释更具说服力。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耶路撒冷共识”的话语建设

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签订“奥斯陆协议”以来，巴以共同致力于和平谈判的努力，但却因缺乏“耶路撒冷共识”而收效甚微。如何构建一神教价值观指导下的耶路撒冷治理话语成为当务之急：1.从亚伯拉罕一神教源头切入发掘三大宗教“根源意识”，建构“神殿—苦路—远寺”朝觐框架下的共享耶路撒冷圣城理念；2.扩大“圣城之子”的内涵，对“闪族后裔”、“一神教信徒”、“分享圣城”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予以包容性阐释，丰富耶城人自我身份内涵，在化解敌意、强化邻里意识基础上夯实重启谈判的民意基础；3.建构耶路撒冷治理话语，需要去其政治性、还其宗教性，在一神教价值观指导下，建构跨越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等之上的“耶路撒冷共识”，为重启巴以和谈提供了解、理解、尊重与平等的沟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