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3）

同样，伊斯兰教也就耶路撒冷圣城“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文化词语和概念”[7]，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持久影响：1.《古兰经》对“远寺”(阿克萨清真寺)的明确记载(17：1)，为阿克萨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提供了最原初的精神资源，穆圣的“登霄”壮举，吸引了世界穆斯林前来朝觐，并在每年伊历7月27日举行登霄节仪式；2.最初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就是远寺，在穆圣迁徙麦地那十七个月时，真主默示今后礼拜“应该面对禁寺”(2：142～144)，但远寺的崇高地位并未降低；3.意为“努力、奋斗”的“吉哈德”一词多次出现在《古兰经》中，多数伊斯兰教法学家将“吉哈德”义务的履行方式概括为心、口、手、剑四类，但将“剑”式“吉哈德”推而广之，则有悖于伊斯兰教和平本质，“圣战”只是带有“作战”含义的“吉哈德”，在“圣战”之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吉哈德”[8]。可见，由礼拜、朝向、登霄、吉哈德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伊斯兰教的耶路撒冷话语体系，并成为伊斯兰圣战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18世纪开始兴起的各种思潮和运动，使用这套词汇所表示的伊斯兰教价值取向，去尽力匡正传统社会崩坏的平衡，并对外部的冲击和挑战做出反应，表明这套词汇对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都可适用，直至今日。这套词汇的象征意义，既可一起容纳个人的和社会的要求，也可同时用于保守的或革命的解释。”[9]因此，在反抗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中，既有主张用和平手段最终促成“两国并存”的法塔赫等组织，也有主张用武力手段最终收复被以色列所占领土的哈马斯，但均在“夺回耶路撒冷”这一目标上履行了“为主道而奋斗”的吉哈德神圣使命。如果说，锡安主义者是以其祖先与上帝的“圣约”为依据开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话，那么，巴勒斯坦民众则以吉哈德圣战思想为武器进行抵抗以色列侵入、收复耶路撒冷圣城的斗争。

作为建构共享意义工具的话语，尤其是耶路撒冷宗教话语，其“神圣信仰的意识深深嵌入信徒的个性结构中，使信徒具有不与他者妥协的排他性格，他们认定只有站在自己信仰的一方才是‘正宗’的，从而视其他宗教、教派为异己和非正统，这导致了宗教排斥、取代异教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激起国家、民族乃至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仇恨和深化彼此的对立，引发战争。”[10]因此，由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宗教观的冲突，引发了犹太复国主义与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武力冲突，进而激起国家、民族乃至不同文明体间的仇恨与对立，由耶路撒冷话语冲突所致的价值观冲突成为巴以和解政策陷入困境的诱因之一。

(二)两个耶路撒冷圣城之子的身份冲突

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是与“所罗门造殿”、“耶稣复活”、“穆罕默德登霄”等极具原型意味的传说有关，这三个原型传说涵盖了人类社会由人神盟约→受难赎罪→成功登霄的精神信仰的光荣历史，凸现出耶路撒冷卓然不群的文化品格，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圣地尊位，尤其是哭墙、苦路与阿克萨清真寺等重要圣迹汇聚于此，彰显出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共同圣地的历史事实，形成穆斯林居东部、基督徒居西北部、犹太教徒居南部等地这一基本的圣城分布格局。但“不同的宗教因信仰、信条、礼仪、教规、语言和价值观等诸多明显而深刻的差异，导致相互之间构筑强固的壁垒，形成相互的排斥”[11]。“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相继经历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托管等朝代变迁”[12]。这种因宗教信仰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极为复杂和持久，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争圣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夺国都的持久冲突亦如此(参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