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4）

作为三大宗教发祥地，耶路撒冷不仅拥有上千座犹太会堂、上百座教堂和几十座清真寺等，还保存着三大宗教极具符号象征性的圣物。在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圣城已成为三大宗教文化符号系统组成的意义空间。全世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穆斯林都能透过这个有形但无限的空间来看待现实、构建世界观并确证自我身份认同。就犹太人而言，尽管圣殿被毁、约柜难觅，但残存的“哭墙”遗迹，既是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不屈服于命运支配的励志所在。以色列当局实施“圣城犹太化”、扩建犹太定居点等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内民众支持，既有政治原因，又有宗教、民族原因，其间亦渗透着犹太民族“圣殿情结”的影响；就阿拉伯人而言，阿克萨清真寺的傲然矗立，既将穆斯林纪念穆圣“登霄”壮举的敬畏情怀表露无遗，更“由于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圣地’，牵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敏感神经，这便形成了全球的穆斯林共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局面”[14]。巴勒斯坦人对第三圣地除拥有一般穆斯林的“朝圣”念想外，还拥有未能守住圣地的愧疚、被异教排挤的痛苦以及被异族夺走家园的屈辱。这种在“圣寺情怀”驱动下的抗争，夹裹着至高无上的“朝圣”情结与凡夫俗子的“家园”情结。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以《圣经》、《古兰经》等经典记载、宗教传说和保存的圣迹等为依据，将耶路撒冷为圣地，并由“哭墙-苦路-远寺”形成特定的亚伯拉罕一神教朝觐文化，不仅吸引世界各地的教徒涌向圣城朝觐甚至滞留不归，而且还长期遭受外族占领与统治，特别是历经“十字军东征”劫难的圣城更是难以摆脱被国际与地区势力政治化博弈的宿命，直至成为巴以国都之争的目标。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具有建构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15]。尽管巴以双方都将自己视为“圣城之子”，但内涵不同，不仅影响了个体信徒的身份认同，还影响了国家角色定位，进而影响了塑造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和解政策。换言之，“圣城之子”的国都之争实为巴以之间国家身份之争，民众对“我们是谁”的定义影响着“我们应该怎样做”[16]。个人信仰在国家身份与个体观念结合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17]。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利益主要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文化)直接塑造，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18]同样，巴以双方之所以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不做妥协，就是因为这不仅关涉了各自国家身份的确立，还关涉巴方的“建国诉求”与以方的“安全诉求”等国家利益，彼此激烈的身份冲突背后反映出建国与复国的冲突真相，这也是造成和解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重要因素。

(三)从“异教徒”到“敌人”意象的相互构建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人修建隔离墙与建造定居点，也是犹太民族缺乏安全感集体潜念的表现，这从犹太人《逾越节哈加达》[17]诵词中可得到印证：“不止一个敌人起来要毁灭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以来，人们都要起来将我们消灭。”[19]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诵词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犹太人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也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树起无形而厚重的“隔离墙”，使犹太人孤立于其他民族，长久生活在其“封闭”的精神世界的“孤岛”中。即便是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经济、媒体等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当代美国犹太人也认为，“他们在美国是一个松散的、有着同样起源的、与世隔绝的、容易受到伤害的族群。”[20]美国犹太人尚如此，更不用说长期处在阿拉伯世界包围中的以色列犹太人了。[21]因此，以色列历届政府“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以色列的安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它不是主权和边界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犹太人能否生存的问题”[22]。此种执政理念不仅造成“逢选必战”的这一大选现象，还形成以色列特定的国内政治生态，并延至外交，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犹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寻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世界犹太人的大力支持。自1948年建国后，为保持国家的存在，经历了数次中东战争，逐渐从维持国家‘生存’走向维护安全和发展”[23]。但是，以色列人在维护自身安全时错将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拖入苦难的深渊，将三次民族大离散以及欧洲驱犹、屠犹之痛转嫁给阿拉伯邻国，就连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都认为：“如果我们不把充分的平等交给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伙伴，我们能否取得充分的安全，我觉得是令人怀疑的。限制另一个民族的自由，就等于限制我们自己民族的安全。我们离开‘为奴之家’并非是为了建设另一个‘治人之家’。强调道德和容忍多元化是犹太民族未来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24]佩雷斯洞察了巴以伙伴关系与以色列安全间内在关联性，亦即，巴以双方由“异教徒”的宗教层面的意象建构到“敌人”的世俗层面的意象建构，且在跨世纪交恶现实的不断刺激下最终形成战略互斥。理查德·科塔姆从国际事务的文献中抽象出敌人、同盟、帝国与殖民等四种意象，而“给自身带来威胁，在文化上具有差异性且势均力敌的行为体”的敌人意象，会对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25]因为，外交决策中的意象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意象是国内的认知主体对于他国或地区的主观认识的再现，而非他国事实的客观呈现；第二，意象是认知主体对他国和地区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认识；第三，意象的产生受到认知主体自身价值、知识、信仰体系、历史经验等的影响。”[26]因受敌对性意象的持久影响，使得巴以各自内部很难在和解政策上达成共识、统一立场，也使得巴以关系呈现出“边谈边打”的冲突态势。斯科特·M.托马斯曾提出“宗教与国际冲突的八种关联”：一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宗教，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冲突的倾向并使现行的冲突更难消解；二是作为个人和社会认同主要方式的宗教，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重要；三是作为跨国意识形态的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巨大的、休戚与共的国际教会体系或“跨国宗教亚文化群”；四是作为国际关系中软实力的宗教，以跨国意识形态或“观念的力量”发挥作用；五是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基础的宗教，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国际关系；六是作为文明或“文化区域”的宗教，因其发源地常与最主要古文明核心地带吻合造成世界主要文化组合与主要世界宗教相当大程度的重叠；七是作为跨国观念共同体的宗教，以“思想观念的吸引力”促使信众为其观念共同体利益而献身；八是在与其信众和社会就各宗教传统意义进行对话时，宗教具有某种“阐释的共同体”的作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