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5）

事实上，在由巴以问题所引发的地区与国际冲突中，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以上八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表现：(1)双方因不同宗教信仰、宗教实践及其机构影响的政策选择具有终极、绝对性而难以妥协；(2)在宗教、民族、国家等多元认同中，宗教认同的差异造成双方冲突的持久性；(3)尽管造成“巴以冲突→阿犹冲突→伊斯兰世界与美以冲突”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与遍布世界各地的上千万犹太人、十几亿穆斯林各自形成的“跨国宗教亚文化群”的精神与物质支持有关；(4)巴以问题已成为政治家、地区国家以及西方大国成就自我、凝聚民心、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试金石”，耶路撒冷圣城也随之蜕变成巴、以重要的宗教外交资源；(5)两个耶路撒冷话语体系的并存意味着两大信仰群体为捍卫各自不同的“观念共同体利益”而献身，“殉教情结”则折射出作为圣城之子的以、巴民众争夺“圣殿”与“圣寺”的历史真相。

(四)美欧耶路撒冷政策的博弈

因美国基督徒所接受的宗教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旧约》的传说和信条，故他们非但很少有欧洲基督徒那种对犹太教的传统排斥心理，还在《旧约》的影响下普遍对犹太教相当认同：1.美国基督徒完全相信对《旧约》的如下诠释，现代犹太人就是古代以色列12支部落的后裔，犹太民族是上帝的“特选民族”。上帝赐予犹太人“应许之地”，即“迦南”(今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流散、屈辱和苦难是“赎罪之罚”，由于犹太人没有严格遵守与上帝的约法，所以耶和华向犹太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走他们，犹太人便开始了1800多年的大流散。“救主弥赛亚”必将降临，带领犹太人“回乡复国”。美国基督徒对《旧约》中犹太传说和犹太教义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深植于美国人的宗教和政治观念之中；2.美国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主张逐字解释《旧约》中各种预言，据这种解释方法，只有当犹太民族得到复兴，《旧约》中各种预言才能得以实现。新教加尔文派的信徒相信上帝在时间长河里有两个相对应的旨意：一是有关“地和人民的大地目标”，即犹太教；二是有关“天和人民的苍天目标”，即基督教。只有当上帝的大地目标得以实现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长盛不衰的犹太民族国家后，上帝的苍天目标即在人间建立一个由耶稣基督统治的永享福祉的“上帝之国”才能得以实现。为了实现上帝的苍天目标，美国新教徒把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繁荣、安全的家园作为自己应尽宗教义务，并对此抱有强烈责任感。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对世俗以色列的支持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把美国对待以色列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神圣的宗教道德问题，这种社会性的宗教感情对美国制定中东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信仰所左右的国民主观感情往往会通过决策者体现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上，而且由于宗教追求的神圣性和宗教感情的深沉性，会使这种政策倾向异常坚定、持久。这就是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坚守“袒以压巴”立场的宗教动因。此外，在民族经历方面，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利坚民族形成初期的经历与犹太人被流放的经历十分相似。当英国的清教徒离开欧洲逃避宗教迫害时，他们觉得自己像《旧约》中讲述的犹太流放者，而美国就是他们的“新迦南”。这使得美国人在民族感情上明显倾向于以色列入，对于犹太民族的认可超过了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可，加之历史和现实中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根深蒂固的隔阂与矛盾，更加决定了美国人在感情上的亲疏取向。[28]基督教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成为影响美以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并在美国历届政府的美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调查显示，从1996年起，对以色列持赞赏态度的美国民众大体上占总人口的2/3，赞赏者与不赞赏者之比最低时为2002年的58%：35%，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为69%：25%，2007年这一比例则是63%：30%，表明以色列是美国人视作既喜欢又重要的少数国家之一。[29]

犹太教与基督教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1.犹太教盼望弥赛亚来临，认为真正的弥赛亚还没有到来，应继续等待。而基督教则认为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凡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就仍然是犹太教徒，凡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就是基督教徒；2.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宗教，认为所有人都可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3.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犹太人附会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4.尽管自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宗教合法性却一直受到犹太教质疑，尤其是犹太教对《新约》和基督耶稣的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甚至是对非犹太人神祇合法性的一种挑战，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无法容忍的。正因为如此，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他们。希特勒的反犹或纳粹的屠犹的宗教原因也是不容置疑的，不仅是希特勒“日耳曼种族优越论”与犹太人上帝“特选子民”观的冲突，也是欧洲仇恨蔑视犹太民族的社会思潮的产物，而且纳粹主义确定以消灭犹太民族为终极政治目标，将犹太人视为国家的敌人，德国犹太人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即为明证。事实上，欧洲的排犹、驱犹甚至屠犹历史都已超越了宗教、种族冲突的范畴，对欧洲与以色列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梵蒂冈的耶路撒冷立场、欧盟的中东政策等难脱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