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利：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逻辑（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虽然实行户籍登记与管理，但城乡间人口还可以自由流动。伴随着国家牺牲农业而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由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过渡，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突出。从1958开始，国家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居民分为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实行管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此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城乡之间的人口被户籍制度固定而无法流动。

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导致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力普遍低下，城乡居民生活普遍贫穷。平均主义与大锅饭政策并没有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反倒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凝固化。这不仅表现在农民的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还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的公共产品提供由政府的公共财政解决，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基本上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虽然收入低下，但生老病死仍可从企业获得保障，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城乡差距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步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经济转轨首先从农村开始，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为标志，农村经济由集体经营向个体经营转变。这一转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城乡居民差距开始缩小。到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98元人民币，二者之比由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2.57倍缩小到1.86倍。①

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是短暂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至今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反而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城乡居民收入看，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②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收入保障方面，以及教育资源获取等方面与城镇差距也在扩大。

(三)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国家是通过集权方式，把工农业生产全部纳入计划，而且以牺牲农业和农民为代价发展工业。

转轨时期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经营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第二是改革的滞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业的经营方式基本没有改变，仍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伴随着经济转轨，城市的专业化分工逐步深化，分工带来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要素报酬的提高。反观农村，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基本上止步不前。农户经营规模基本没有变化，尽管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但是平均而言，土地流转的规模并不大。经营农业的收入远低于城镇打工的收入。因此，大批青壮年进城打工，农村留下大多是老人、妇女在经营农业和照看孩子。虽然农民进城打工增加了家庭收入，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既不稳定，工资率也远低于城市人的工资率。

改革的滞后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近年来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于商品领域的改革。在生产要素领域，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领域的改革基本上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