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2）

　二、中国对外价值观：内外有别，独具特色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③这一表述虽未直接使用对外价值观的概念，实质上却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信念、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在国家中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持的原则、精神和宗旨，即是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综合十八大报告，可将其概括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平发展。

平等互信着重强调在政治安全方面，主张各国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享安全，共护稳定。包容互鉴主要指在文化方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互相学习和借鉴。合作共赢侧重于经济方面，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共同发展，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平正义是各国应当共同维护的目标，也是国际体系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平发展既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更是中国发展坚持的道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新干涉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能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些做法被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一贯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不可能提出充分尊重他国文化的对外价值观。中国提出对外价值观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之举。

首先，顺应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的发展趋势，提倡互相学习借鉴，分享经验教训，开辟共同发展的最佳路径。各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时对象不同、情况有异，因而采取的方法、战略和政策也有所差别，作为指导准则和评判标准的价值观也难以一致。尽管各国内部可能面临着社会多元性带来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毕竟存在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并且存在对于国家的统一认同感，其人民在多元化基础上享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由于对外政策要应对国际社会中两百多个国家和实体，各国间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情况各不相同，价值观的差异更加悬殊。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本国的价值观为尺度衡量他国的情况，难免出现误解和“教师爷”式的错误。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指出：“作为一种经受过考验的价值系统，地方文化现在仍然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文化划分了行为的活动空间，规定了被证明确有意义的方针导向。然而，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地方文化只有在处理好如全球部落这样一类充满麻烦的复杂现象时，它们才能生存下来。”④尽管同处于全球化时代和同一国际体系，地方文化对于当地人民来说仍是奉若圭臬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深层动因。中国对外价值观中的“包容互鉴”，并不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消极包容，而是在肯定、赞赏各民族文化财富的同时，积极主张互相学习与借鉴，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其次，内外有别的特点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并不区分对内和对外价值观，这与其历史经验有关。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在对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剥削和奴役外，还从根本上否定、贬低和摧毁各地文化，强迫推广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各民族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联合国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仍占主导地位，“西方中心论”依然根深蒂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写道，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接受了极其排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不了解中国儒家思想、印度宗教、伊斯兰教。有些欧美人傲慢狂妄地强迫几十亿人接受西方价值观，甚至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他国实行经济制裁，或宣布别国为“无赖国家”。这是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完全缺少合法性。⑤这一的批评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但其历史经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中国区分对内与对外价值观，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自主选择权，最大限度地包容各国的差异性，提倡互相学习借鉴，为合作共赢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再次，内外有别的特点反映了世界发展新趋势。全球化、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各国对外政策的意义大幅上升。外交不仅仅是内政的延伸，且拥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英国专家戴维·赫尔德指出：随着全球相互联系的增多，政府可使用的政治手段效用明显下降；跨国力量的增强和相互联系的扩大，减少和限制了国家政府对公民行为的影响；在具有高度联系的全球体系范围内，在许多国家行为的传统领域，如不采取国际合作则无法实现国家目标；国家不得不增进与其他国家的整合程度；国际机构、组织和制度的大发展，为全球治理奠定了基础。⑥可见，对外政策对于内政的影响已显著增强。所有的组织都有内、外逻辑差异，国家也不例外。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自然偏重于国家利益与国内政治，但任何决策者都不会将此视为简单的选择，一些国内利益和价值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国际共识以及国际规则来实现。国家对国内和国外的差异都有实际的情感认知。这两组特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有重叠的地方，但并不完全相同。二者的相互影响不但塑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塑造了其总的发展。⑦因此，国家的价值观在对内与对外上既有联系，又可以有所区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其对外政策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对外价值观的意义也将愈来愈明显。

最后，中国提出的对外价值观在世界大国中具有独特性，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创新之举。如前文所述，欧美大国基本上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其对内、对外价值观是一样的(尽管在实践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非西方大国也未曾提出对外价值观的理念。例如，普京在2012年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当天，曾下令起草新的外交构想(其草稿名为《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生意人报》对此报道认为，俄罗斯打算借助“软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而“软实力”主要指“公民社会、信息交流、人文以及其他能够替代传统外交的方式方法”。⑧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并未提出新形势下的文化价值观论述。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未来面临的思想文化挑战不容忽视。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提出，不仅是政策、立场的宣示，对这些价值观的实践亦有助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对其他新兴大国也有启发作用。

中国的内外价值观有所区别，也存在内在联系。联系的标志之一即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兼收并蓄，对现代国际体系中已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肯定与吸收。例如，“平等”在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公民的平等，在对外价值观中则是国家无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体系内，各国在法理上基本实现了平等，体现了国际体系的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积极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推行的“千年发展计划”，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减贫、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善医疗条件等，现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将有利于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转型。

联系的标志之二是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提炼升华。包容互鉴是最突出的例子。如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所说，包容不同的宗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也是亚洲的风格。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文化特别强调避免冲突、注重协商一致的美德。⑨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包容互鉴的价值观有助于正确处理这些冲突，缓解矛盾；而某些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私利，动辄指责别国“违反民主”、“侵犯人权”，甚至粗暴进行武力干预，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误解、矛盾。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和实行自己的制度和道路，是否需要改革或革命也要由该国人民自主决定。包容互鉴的价值观可使各国充分交流、深入沟通、比较借鉴、互相学习。在一国政府和人民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在充分尊重该国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帮助，这才是建设性的做法。

联系的标志之三是中国对外价值观顺应时代发展，引领思想潮流。和平发展并非中国人的新发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肯定与实践，并逐步发展为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主流认识。当时冷战尚未结束，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国领导人透过迷雾向世界揭示了这一潮流走向。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正当世界困惑于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时，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的构想，自此“和谐”成为国际对话中的主题词，为世界文明共存与合作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