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完善、践行与传播
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又间接指出了中国对外价值观,二者一内一外、一显一隐,共同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然而,这一官方表态只是培育、践行与传播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这一伟大使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首先,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内涵,针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和部分国家的猜疑误解,进一步阐释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使其更加丰富深刻,进而形成完整的体系。
十八大报告限于篇幅,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只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并未展开充分论述。例如在如何融汇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的方面,尚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价值观的根源。十八大报告在论及中国核心价值观时,专门提及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这一点十分重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根源。但在涉及中国对外价值观时,只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充分,还不足以鼓舞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认同对外价值观。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明确提出国际主义恰逢其时。针对世界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倡国际主义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既能教育本国人民,又能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有人认为,提倡国际主义会产生副作用,重犯过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错误。这种担心显然过虑。时移势易,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它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⑩只有提倡新型国际主义才能减少和消除其负面影响。新型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同,不再强调阶级差异,而是强调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和情感。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11)这就指明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拥有许多共同的概念,如平等、民主、公正等;还有一些则完全不同,如对外价值观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为了将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构成整体,必须建立其联系,揭示其内在逻辑。众所周知,国内社会的公民个人平等与国际体系的国家平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国内的民主制度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亦如此。尽管其精神具有一致性,但如果将两者简单地相提并论,一定会大谬不然。至于对外价值观中提到的“合作共赢”,与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目标价值观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爱国”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维明所写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美国化,它迫使人们改变“我们/他们”或“非此即彼”的思路。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纽带并非是被动的限制因素,而是积极的资源。传统纽带必须变化,必须培养对人类家庭的归属感。(12)中国对外价值观应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国人的认识更上层楼。
其次,必须在中国人民中培育中国价值观,获得人民内心的认同,从而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工作、生活和言行的指导准则;同时,人民对国家对外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人民支持和践行中国价值观,具有至关重要的国际意义。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在价值观多元化趋向下易产生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怀疑培育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陷入放任自流状态;另一种是以传统的观念、方法来对待培育价值观的认同,陷入形式主义和僵化。因而需要区分个人与集体层面上的文化认同,认识到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个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多重性:家庭、性别、阶级、地域、宗教、民族等等,随着不同的情景,这些认同中的一项或两项或被置于优先地位。一般而言,个人的多重认同之间少有严重的冲突。从集体层面来看,尽管每个人的文化认同不同,呈现多元化,但还是具有“普遍性”,集体联结的本质而非个体的选择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化、通讯、媒体,甚至是强制,个人会发现其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有些联结和认同与生俱来,尽管有些个体会排斥抗拒它,但对集体认同的影响不大。民族的文化认同强有力地通过沿袭传承,如果国家能够加以有意识地引导培育,其作用将更加巨大。对于培育文化价值观认同,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影响精英,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国政府应当充分运用体制的优越性,使用各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教育和影响精英,继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段时间以来的价值观的混乱恰恰是价值观缺位造成的,对此中国政府和精英应大力宣示讲解中国价值观体系,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向人民介绍中国价值观,使其深入人心;要充分肯定中国价值观的正确性、普遍性和国内外意义,使人民为之而自豪;还要结合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树立先进典范,以感人的故事打动人心,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来传播中国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推动价值观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指导人们的行动,提供个人与集体行为的惯例和判断,在发生冲突时帮助消除矛盾,进行整合。这对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的影响无法估量。
最后,应当主动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价值观,包括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在平等互惠、包容互鉴的双向交流中,使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价值观,最终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引入实践的检验标准,让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各国传媒对中共十八大做了大量报导,各国专家学者也进行了不少解读,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重大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或许出于没有获得充分信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原因,或许出于那些曲解中国价值观的陈词滥调已先入为主。对此,中国必须主动向外界进行说明,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阐述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的内涵、内在联系及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对外宣示文化价值观时,应当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国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又与人类共享价值观息息相通;中国价值观吸收了包括西方价值观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但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又显示了独特性;中国价值观的独特性与共性的联系也是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丰富和贡献。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的复兴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文化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的业绩,而且在于对未来世界的贡献。在全球化突飞猛进、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和机遇。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还是人云亦云、丧失自我,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融合,都考验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确立,是在西方文化逾百年的压力后,回头铸造了“中华魂”,及其迸发孕育的“世界魂”。正如许倬云所说,我们对于文化调适,将不是只以接受为原则,我们也有可以提供给世界的东西。(13)由于西方一直以强势文化输出其“普世价值观”,以至于有些人产生了错觉,要仿效西方,把中华价值观也说成“普世价值观”。照搬西方做法,强制“输出”价值观,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描绘成宗教性的至高无上,这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必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反对。我们对文化交流态度是平等互惠、包容互鉴,在汲取各种文化价值观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凝聚最大多数人民的共识,共同行动来推动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和机制时,应当既重视共同利益,也强调共同价值,如上海合作组织在开展各种合作项目的同时,也提出了“上海精神”,我们可将这一方法推广到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中,推动人类共享价值观深入人心。在价值观的讨论甚至辩论中,中国不应回避、缺席,而是积极参与,让中国价值观在砥砺中愈显光彩。
今天,对于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简单论述已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我们必须超越原有的论述,引入实践标准的检验。正如戈尔茨坦和基欧汉所指出,任何观念的作用是三个互相关联现象的函数:参与者预期从合作中得到的一系列收益;一套表达合作收益的观念;将观念转化为共同信念而影响行为的机制,包括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制度。(14)
价值观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观念,它必须对社会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合作与共同行动产生作用,即从观念到共同信仰、共同预期再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过程。如果没有收益,行动者就没有动机来认同价值观,参与共同行动。然而,产生收益的途径、方法是多样的,为了保证参与者共同行动,齐心协力,不致自行其是,必须建立制度。制度使参与者之间模糊不清的认识得到澄清,变得清晰;制度保证参与者获得预期的收益,而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收益;制度使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的观念变为具体收益的预期和行为,对正确与否的行为作出判断,甚至给予奖惩。这样价值观体系就会成为参与者所认可、认同的规范,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制度来实行人类共享价值观,需要改变陈旧观念,也需要实力支持和保障。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当将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作为实力投放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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