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东部和国外的经验,可以预测,随着目前生活在农村的一批老人的去世,未来中国农村人口的来源又将有新的变化。一是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技能低或者伤病,被迫返回农村,继续经营农业生产;二是原在乡规模经营农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起人)或者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借鉴韩国和我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重点从未来在农村创业守业的群体中培育一部分年轻人成为致富带头人。
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韩国通过大力推广新的高产水稻品种、发展“一村一品”等途径,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收入,1980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非农兼业收入。当前,在推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技、农机推广力度,让继续从事农业的人获得相应的收益,让“三留守”获得较高的劳务收入;在城镇让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实质性地增加收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将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难、增收渠道狭窄状况。目前我国大量工商资本急于进入农业,政府要引导他们避免在种植环节与农民争利,强化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产业链延伸,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还有约1亿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和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大多不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和后备区,以农村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小,但这些地区小型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大、迫切程度急、实施效果好。这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和农民感觉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与自己距离比较远,加上地方财力有限、农民贫穷,已建设施的管理责任和经费也难以落实,致使设施加剧老化,需求与现实距离进一步拉大。对这些地区,如果不采取科学的政绩观和考核办法,不采取更为现实的扶持政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很难得到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收入也将进一步拉大与东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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