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3）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