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 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