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湘林：通过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2）

2.民主化道路应由每个国家依据本国国情一步一步走出来

深圳特区报：只要社会上出现一些负面事件，有些人就会习惯性地将其归因于制度不合理，“制度决定论”在一些人中也相当流行，对此您怎么看？

徐湘林：如果把社会上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于现行制度，或者是某种制度的不合理，以为换一种制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既缺乏一种历史感，也不客观。我提出的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的两个理论概念以及两者的递进互动关系，也就是想说明转型社会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蹴而就，要通过不断地改革来完善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深圳特区报：一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会有取舍，但一谈到民主，便会对西方的民主化理论范式推崇备至，但您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范式高于民主化理论范式，怎样理解？

徐湘林：民主化理论范式是指美国比较政治学领域较为普遍运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非民主国家如何向民主国家转型，如何巩固民主。该理论范式往往带有很强的价值优先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以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要求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系推广到全世界，较少考虑这些国家实际的治理问题。国家治理的理论范式并不抵制民主化问题，而是从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出发考虑民主化可能产生的作用。如果按照民主化理论范式提出的民主形式和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是不客观的，也是存在问题的。

深圳特区报：那么，根据您的研究，西方民主化范式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徐湘林：第一，民主化理论范式是建立在西方主要国家历史经验中的一元现代化解说，否定了多元现代化和民主发展道路的客观事实。第二，该理论范式有很强的价值优先设定，将民主化看作是用一种所谓的优良政治制度替代不良的制度，忽视了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其实，现代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也是根据自身政治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第三，西方民主化范式成为了一种话语霸权。什么叫民主、怎么样才算民主的话语权由西方民主国家所掌握，并被用来对很多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施加压力，民主化实际上成了西方国家一种外交和政治干预的手段。其实，民主化道路是由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据本国国情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代化进程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条件。各国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治理的需要扩大参与权，可以采取适合于自己国情的民主制度和参与形式。民主化应该是注重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效果，而不应该只强调特定的参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在经验层面上，西方民主化范式在一些发展和转型国家和地区有成功的经验，但在更多的国家也带来了经济倒退甚至崩溃，以及社会混乱和政治长期不稳定的后果。究其原因，民主化道路不能简单地以政权更迭或制度替换的方式来实现。

3.现代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

深圳特区报：转型时期，政府在公共决策中要转变既往不同程度存在的闭门决策现象。那么，国家治理怎样才能克服其本身的滞后性问题，或者至少使该问题有所缓解？

徐湘林：要解决国家治理方面的滞后问题，需要不断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转型危机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大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需求的增加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前社会公众参与程度还不够深入，所以要增加国家与社会互动。现代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一个过程。只有政府与社会之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才能长期有效地实现好的国家治理。在相关行政管理体系改革配套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和组织的积极参与，实现畅通而有效的互动，缓解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冲突。如当前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强调，突出了其本身不仅仅是强化管制，还需要政府体制的决策和执行层面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