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解开束缚经济发展之绳（7）

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才水平并未出现特征分化，如果出现政府引导的投资机会，会造成大量资本人才淤积的情况。而改革30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数据表明，30年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1.8左右；婴儿死亡率从42‰下降到15.3‰；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94.7/10万下降到2007年的36.6/10万；人口预期寿命从不足68岁提高到73岁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群众营养健康水平、生活质量明显上升；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大大改观，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妇女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女性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44.8%，高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从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这一代表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来看，中国从1975年的0.523提高到2007年的0.781，从1990年的第105位上升到第81位。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人口素质提高与人口红利衰减几乎同步，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幸事。对此，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在他的《中国要跳出“刘易斯拐点陷阱”》一文中讨论说：“我们既承认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同时注重传统经济部门本身的资本形成。而且，传统经济部门的改造过程，不是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通过劳动力转移被现代经济部门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把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资本形成机制移植到传统经济部门之中，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让处于粘滞状态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使其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稀缺性得到货币化评价。”

根据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文·罗奇的观点，服务业1%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1%要高出30%，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发展好服务业，中国经济即使以7%以下的增速发展，依旧可以保证过去GDP在10%和11%时创造的就业岗位，从而保证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形势虽好，不过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转化中有两点最容易被忽视，一是如何保证生产型服务业这样的中小企业前期融资造血，二是后期有良好的退出机制让创业者顺利退出。从目前的状况看，这两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久前，一家中小企业贷款公司的职员杨楠告诉笔者：“最近中小企业贷款举步维艰，很多相似的公司都出现问题倒闭了。”而被寄予厚望的网络金融也传出利空，第一财经报道，P2P网贷的倒闭潮或将于2014年爆发。

对此，杨楠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其背后的核心是，政府可能正在收紧原本逐步放开的金融市场。2013年12月的信贷数据表明，虽然当月新增信贷6,246亿，但企业中长期贷款和居民短期贷款分别降至858亿和797亿，信贷控制已再现。

在退出机制上，2013年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12月14日，国务院就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不得不说，新三板的全国扩容对中小企业是一大利好，不过，要理顺退出机制，中国依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经济学家陈志武比较悲观，他说，三中全会公报中重新强调了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很大的不足，只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改变，只要国进民退的趋势不改变，那么其他很多具体的市场化方针、路线就很难执行，会产生互相矛盾，包括法治的建设也很难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