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解开束缚经济发展之绳（8）

尽管如此，中国迈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的新阶段却已成事实，这一阶段正是欧美国家现在所处的位置。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走入和欧美国家相同的竞争区间，在这一区间，中国首先应做的是运用和这些国家相同的评价指标。综观全球，有些发达国家制定短期经济目标如通货膨胀率，有些发达国家制定较长期目标如失业率，对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由GDP转向就业率。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就认为，GDP考核是特殊发展阶段的产物，到了新的阶段理应摒弃。在她看来，发展到现在，GDP至上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成绩。她说，为了GDP我们破坏现有财富，为了GDP大量借贷破坏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为了GDP引入大而无当、产能严重过剩的重化工业，这些企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与民生。“GDP至上的考核系统已经形成自我反噬的发展逻辑，再不更改，后果难料。”

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谢朝华则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把就业率等同于GDP一样重要。现在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还应该做就业率的统计。中国入世首席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对此态度更加直接，他认为，要使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从GDP挂帅，逐渐转入到就业挂帅。龙永图说，就业挂帅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各主要经济体首要的政策目标。提高经济质量，首先要看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不但深表赞同，还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原因。在他看来，中国就业市场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二是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新生代劳动力对于一些繁重的体力工作岗位普遍没有兴趣，例如建筑等行业。三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一些企业存在大量的一线技工缺口，与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巴曙松说：“当前一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管制，开放程度较低，导致岗位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生产型服务业的缺乏，实际上，在中国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缓慢是必然的。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认为，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能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他强调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如否定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被其他势力束缚或阻止），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