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又见“穷县豪楼”，如何解开“穷奢通吃”的吊诡（3）

而申报贫困县资格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弄虚作假和欺诈上级的过程，比如编造虚假经济民生指标数据哭穷，声称“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抬贷、借款维持生产生活，扣除人员工资和上划，全市财政收入亏空高达3.5亿元。”等等，众所周知的原因，2012年海伦市“新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一举戴上了“贫困帽子”。一些深谙此道的地方干部窃喜之余，心悦诚服地将主导“申贫”的领导捧为“功臣”，视这顶“贫困帽子”为一项特殊政绩而津津乐道。于是我们也看到了贫困县帽子戴上后，上亿元的政府大楼破土动工、拔地而起，以至于当地主要领导自己都觉得“深感窘迫和不安”，或许是做贼心虚吧。

实事求是的说，靠弄虚作假骗取贫困县帽子来获取国家财政支持的现象在各地并不鲜见，尽管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都会以追求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作为政绩观，但同样并不缺乏类似海伦市这样为争取到这顶穷帽子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之官员。比如2011年全国百强县名单发布后，有网友发现，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2位西部百强县第1位的内蒙古准格尔旗竟然还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而与2011年全国百强县同时发布的还有西部百部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30强县，这三个名单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有一个地方“荣获”国家级贫困县殊荣后欣喜若狂，在当地市中心用大型电子屏幕打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标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有时候也还怪不得那些追逐“贫困”政绩的官员，毕竟其中有利可图，而且上级评定“百强县”还是“特困县”的标准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式的看报表或玩腐败，地方政府有机可乘，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县同时戴着“百强县、小康县”的帽子，也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之奇特现象。比如今年1月份，山西大同县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历经16年的小康县竟然主动“返贫”。为什么？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这种“弃富逐贫”、争戴穷帽的顽强精神，堪比当年争当先进的干劲冲天，而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种“装穷”的官场形态，可谓让人看似匪夷所思，照讲官员最看重的是政绩呵，政绩是什么？当然是脱贫致富，是财政收入、税收增长，是民生的改善。可笑的是一些百强县、小康县的帽子其实也是弄虚作假得来的，还是为了政绩，现在争抢“穷帽子”，似乎更看重现实利益了，只是让人质疑那些负责评定小康县或贫困县资格的上级部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毋庸置疑，当前国家的扶贫体制中应该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至少已经偏离了国家扶贫政策之初衷，甚至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潜在腐败的温床。比方说地方政府为了这顶“穷帽子”，到上面去“活动”绝对不可能靠耍嘴皮子，而是要动用各种人脉和资源，而上级来考察更少不了，你能否戴上这顶“贫困”帽子，似乎从来就不是以你有多穷或多富来划定的，这几乎成了人们普遍的印象，否则也不会出现让你“小康”你就小康，让你贫困你就贫困的官场怪相。

一系列现象折射出地方官员畸形的政绩观和利益观，当然穷帽子成了金帽子，其巨大的利益诱惑更折射出扶贫体制的乱象；相关主管部门应该从扶贫制度、体制、评定标准上进行反思和完善，除了堵住地方政府见利忘义的扭曲政绩观驱动、除了追究失职腐败官员的责任，那些靠欺骗获得的不当利益也应该吐出来，否则类似海伦市这种“哭穷”哭成贫困县却挥金如土大建亿元政府楼的现象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