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制度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因此,能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否适应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需要,是衡量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标志。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说到底就是提升各项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广大社会成员权益需要的水平。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给广大社会成员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增强和扩大这种“适应性”,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三个解放”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适应广大人民权益需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围绕“三个解放”全面深化改革,其结果就是通过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包容性。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和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和表现在它是否具有包容性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并充满生机活力地向前发展,正是集中体现在它具有深刻的包容性和有效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和建设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生产力充满内在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注重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又着力丰富人民民主形式,从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从而有力地发挥了我国政治制度维护、实现、发展人民权益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又充分激发各方面文化活力,发展多元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从而逐步建构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调动一切社会因素积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出发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注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而在维护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中发挥了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总之,扩大包容性、增强有效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又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提升我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任务。
——开放性。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逐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各种社会制度相互开放、相互影响,甚至在相互借鉴中实现相互交融,从而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使制度和体制更加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活力。开放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品格,又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生长点和强大动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巩固和深入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全球合作正在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在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和发展潮流中,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中尤其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制度体系的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制度成果,以制度体制的对外开放促进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合理性、包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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