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把创新的种子种在文化高地上

关于创新，抛开那些宏大叙事不谈，仅就创新个体与小环境建设的关系而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梳理一下长期被各种观点纷争所混淆的关于创新的长程因果链条，以此，确立关于创新发生的明确因果关系。

产生创新的明确因果关系

创新之所以稀缺，是因为任何创新的实现都是需要基础支撑条件的。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创新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前些年曾提出一个五要素基础支撑条件框架模型，其中前三项被称作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制度、经济与人力），后两项被称作软性基础支撑条件（文化与舆论），能够实现创新的最小基础支撑条件是“2+1”模式，即满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以及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

这个“2+1”模式有六种变体，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选择创新路径。基于这种分析，再来看看创新过程背后的因果关系，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当地的政策环境、经济情况，直接制约当地的文化状况，而文化状况则形塑了当地人们的认知结构，人的认知结构以认知图式的方式影响人的思维与行动，因此，一个人的认知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创新的潜力，在这个四阶因果链条上，可以清晰发现，创新的涌现只是众多上游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已，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阻碍创新的实现。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寻找培植青年创新活力的路径也就随之明确了。

我们曾用两年时间研究全国连续5年（2009～2013）的创新成本排行榜，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大凡创新成本低的地区，也是创新活力比较强的地区。根据对创新成本构成的分解，又可以进一步发现：导致创新成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而制度成本比较低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地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自由与公平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契约精神具有更高的接受度与践行度。

而且，由于制度成本比较低，行政干预相对较少，而且较为规范，这间接为创新留下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这种态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当地的包容性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流行带来的福祉让当地所有人都受益，整个变化轨迹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变迁模式。

随着这种文化的扩散又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推动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这种良性循环的局面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一旦新认知结构形成就会影响人的行为，因而，创新的出现也就是这一系列变化的自然结果。

反之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创新成本高的地区，也大多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区域，那里的制度成本严重偏高，蔑视规则，唯行政命令马首是瞻，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无法生根与立足，从而导致市场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情况造就了当地文化的封闭僵化特性，而这种退化的文化形塑了当地人的认知结构，而这种退化的认知结构注定带来退化的行动纲领，由此也就无法形成创新。